四川32处新“国保” 满载文化记忆从历史深处走来

　　本报记者吴晓铃

　　10月10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正式公布。总计762处新“国保”中，四川有32处文物保护单位入选。至此，四川拥有的“国保”数量达到262处，在全国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32处新“国保”虽然涵盖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等多个类别，但古建筑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数量，却远超一半以上，达到26处。古建筑的大量入选，折射出当下对急剧消失的古建保护力度的加大，也令川内尚未消失的部分元明清建筑重回公众视线。而多处只有几十年历史的重要史迹和革命文物能够晋级“国保”，意义更加重大。

　　1 “年轻”文物浓缩国人奋斗史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文物往往年代久远。此次入选第八批“国保”的四川文物保护单位中，有5处却只有几十年历史。然而，它们身上的各种“中国第一”的称号，构成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国人奋斗史。

　　曾经是国家机密的中国首座受控核聚变实验装置旧址，位于如今乐山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内，去年7月刚获得“中央企业工业遗产名录”称号。一年之后，它再次入选“国保”单位。

　　“很多人知道乐山有大佛，却不知道中国首座受控核聚变实验装置就在乐山市区。”中国核聚变博物馆馆长王相星介绍，受控核聚变研究的任务，就是设法将氢弹爆炸的核聚变现象变成可控的过程，人们形象地称成功的受控核聚变为“人造太阳”。1965年三线建设时期，中科院东北技术物理研究所搬至乐山，最后更名为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它担任的中国第4个五年计划一号工程项目（简称451工程），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建，至1984年终于完成：建成中国第一座人造太阳实验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实验装置。

　　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基地。旧址包括主机大厅、中央控制室和其他配套的辅助空间，建筑面积达到2900平方米。在主机大厅中的行车，至今仍可吊起75吨的重物。而大厅中的中国环流器一号实验装置，是一个高达8米、直径约4.5米的圆柱体，看上去十分壮观。“我们的科学家就是在它上面取得了一系列在国内外都很先进的科学成果，成为我国核聚变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王相星感叹。2002年，中国环流器二号实验装置在成都建成，这座旧址就处于闲置状态。后来，旧址改建为中国核聚变博物馆免费开放，成为讲述核工业三线故事、传播艰苦创业精神的鲜活载体。

　　泸县的奇峰渡槽，则是当年承载缺水村民梦想的“人造天河”。它总长约65000米，有1302座石质桥梁式渡槽，灌溉区域达全县耕地面积的60%以上。其中，阳高村和宝丰村的胜利渡槽和华丰渡槽最为壮观。

　　步入阳高村，远远就能看到渡槽的三层券拱和两层桥体，如一道人工天河，气势宏伟。泸县文旅局局长艾斌说，上世纪70年代，泸县连年干旱。为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问题，当地开始大兴水利。当年的工程，构思别致，设计巧妙，还充分考虑了功能的多样。渡槽上层槽体可供引水，下面的人行桥体则可供行人通过。40多年以后，它仍发挥着灌溉和人畜饮水及行人的作用。当地村民罗银竹说，虽然现在村里路修好了，可家住渡槽附近，他和家人仍会从渡槽穿越河沟，“更方便。”而华丰渡槽，则以33.5米的墩基高度和1122米的长度，成为四川省最宏伟、最高、最长的桥梁式渡槽，堪称水利工程中的珍品。

　　“此次入选‘国保’的5处近现代建筑，都镌刻着鲜活的历史记忆。”省文物局文保处处长何振华介绍，大英县的蓬基井，是上世纪50年代为探寻石油能源而钻探的基准井，为当时我国的化工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是当年“我为祖国献石油”背景下，中国努力摘掉贫油国帽子的重要历史见证。泸定县大渡河悬索桥，是在巩固西南边防的背景下修建。至今，朱德、廖承志题写的桥联、刘伯承题写的桥名，还镌刻在桥塔之上。至于梓潼的三线核武研制基地旧址，更有邓稼先、王淦昌、陈能宽这样的科学家在这里挥洒青春和热血。正是在这里，我国完成了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和定型，并进行了新一代核武器研制攻关。

　　2 革命文物振奋英勇民族精神

　　作为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革命文物展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壮丽篇章。此次入选的6处革命文物，每一个的背后，都有一段不应被忘怀的历史，它们是见证革命历史的证据，闪烁着浓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的感情色彩。

　　很少有人知道，辛亥革命的首义，是自贡荣县的独立。

　　1911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5月以后，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中以四川的运动最为壮阔。在武装斗争中，荣县在同盟会的组织下举起反清义旗，并于该年8月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第一个县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它的建立，比武昌起义建立湖北军政府还早半个月，在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意义。

　　荣县军政府旧址，就位于荣县县城首义广场南侧。这是一处晚清风格的院落，由正房、后堂、大门及两边厢房组成。如今，它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0个展厅再现了荣县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历史风云。

　　红军长征过石厢子旧址，同样是一处鲜为人知的革命文物。1935年2月3日至5日，中央红军长征中央机关驻扎在叙永县石坝彝族乡的石厢子，这是遵义会议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休整。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专门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参加会议。会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秦邦宪）负党中央总的责任等事项，完成了长征中著名的“博古交权”，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

　　80多年以后，石厢子会议旧址仍保留着当年的四合院布局。小青瓦屋面，穿斗式梁架，古旧的木板门和墙壁，染上历史的尘埃。旧址中，陈列着整齐的马灯、碗、茶壶，红一方面军的旗帜插在会议桌旁，让人恍如重回当年那重大的历史时刻。

　　另一处重要的红军重要军事会议会址——木门会议会址，此次同样入选“国保”。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广元旺苍县城东南的木门寺，召开了入川后的第一个重要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做出停止军队内部肃反的决定等。木门会议是红四方面军入川以来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为川陕苏区的巩固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木门会议后，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4个师扩充为4个军，川陕革命根据地也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苏区。

　　如今的木门会议会址，同样基本保持原样。木门寺正殿，就是当年会议会场，正殿大门挂有徐向前、李先念等的题词。两边厢房如今则是文物陈列室，全国仅有的“赤化全球”红军石刻标语等文物，就陈列在此……

　　何振华说，本届“国保”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革命文物占比大幅提升，全国多达138处。这对于夯实革命文物基础工作、加大革命文物保护力量、拓展革命文物利用等具有积极作用。

　　3 古建折射文明恒久魅力

　　中国建筑，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最精彩、最直观的传承载体。此次将全国280处古建纳入“国保”，彰显了国家对古建筑的保护力度。也正因为如此，四川14座从元代至明清时期的古建，得以入选“国保”。

　　走近每一座古建，都让人惊叹其独特的建筑美学及其凝固的历史记忆。

　　绵阳盐亭县富驿镇火星村的花林寺大殿，是我国南方罕有的、具有元至大四年（1311年）创建明确纪年的元代木构建筑。最为珍贵的是，花林寺大殿建筑构件上共有23条、1500多字的墨书题记，不仅清楚记录了大殿的营建纪年、当地僧人及俗家信众集资修建而成的经过，还记下了从明代到清雍正期间的5次修缮活动，留下了各个时代的构件，见证了当地木作技术的发展演变，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据介绍，四川目前拥有的元代建筑共计10座，花林寺大殿正是其中之一。盐亭县博物馆馆长杨泽明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花林寺大殿进行过修缮保护，“但至今仍基本保持了创建时的梁架和斗拱，丰富了四川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的元代建筑资料。”

　　如果说这处元代建筑因其建筑的稀有而入选“国保”，那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西郊的龙藏寺，则以其大雄殿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彩绘、壁画以及灰塑而令人惊叹。据介绍，现存的壁画总面积达127平方米，所绘内容包括了善财童子、天龙八部、华严世界二十四诸天等，是明代壁画中相对独特的题材。这些壁画线条细致优美、色彩富丽堂皇、造型生动活泼。

　　在此次入选“国保”的四川古建筑中，有4处仅为清代建筑，却仍因为记载了不同的历史发展变化和不同的文化，顺利入选，进一步完善了“国保”单位体系。

　　如今，32处文物保护单位晋级“国保”，意味着保护力度的再度加强。何振华表示，文物的活化利用，是国家一直支持的模式。但无论什么时候，文物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只有将文物保护好，它才能更充分融入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在当代社会充分发挥作用，才能真正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