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革命中的流亡大学：东北大学的创办、流亡与复员

在民国大学里，东北大学是特殊的存在，在短短九年时间内，流亡多地，堪称世界第一的流亡大学。近期出版的《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详细研究了东北大学从创办、流亡与复员的历史过程，也展现了地方势力、党派斗争的嬗变态势。

作者丨王春林

在中国近代史上，军阀创办的学校为数不少，但大多无疾而终，因为军阀当政时间大多不长。而如东北大学这种获得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长期支持而迅猛发展的大学更为异数。奉系的支持与熏染使该校的衙门色彩与地域观念十分浓厚，这成为该校发展初期的另一个基调。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随张学良的东北地方势力流亡北平，这期间饱受流亡之苦，“流亡”的境遇与身份使东北大学对救亡和党派活动极为热心，并因政治主张的差异而发生分流。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东北大学的“收复东北”诉求与地域观念仍十分厚重，并与彼时的国共校园斗争纠缠在一起。

战后的国共内战时期，东北大学动荡不安，并深深卷入学生运动中，最终在中共解放北平后被接收。校长或代理人、地域观念、学风演变与党派力量共同影响着东北大学的发展，东大的发展轨迹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王春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1月版。

校长或代理人

从1923年创立到1949年为中共接管，东北大学经历了奉系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时期、中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其间东北学人对建设东北、抗日战争等时代主题都做了积极的回应。东大的第一届毕业生并且曾任教员的苍宝忠在建校四十周年时一方面感叹“校运坎坷”，一方面又直言这是“人谋不臧”所致。

在1923～1949年的27年内，东北大学经历了王永江、刘尚清、张学良、臧启芳和刘树勋5任校长、6位校长代理人（见下表）。而多数代理人都出现在奉系军阀及张学良时期。其中仅在张学良长校的1928～1937年，他就先后任命了刘凤竹、宁恩承、王卓然、周鲸文等4人代理校务，平均每人任期为两年半。

这对一所大学的长期发展是很不利的。时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曾指出：“教育因工作必经长期，始能为相当效益，而吾国任中央或地方教育之□者，往往□□即去，彼为教育效能不易提高之一因。”

资料来源：王振乾、丘琴、姜克夫编著《东北大学史稿》；臧启芳《回忆》；《王卓然史料集》。

在王永江和刘尚清时期，两人分别通过代理人吴家象、冯广民掌握校务。这使得奉系军阀时期的东北大学被打上了浓厚的“军阀教育”烙印。奉系官场氛围的熏陶使学校趋于衙门化，奉系内奉天与吉林间的省籍矛盾亦充分展现。张学良长校时期与其前任有些差异，但其大学理念仍然较为狭隘。张学良的长校，将“军阀教育”的特点发挥到极致。一方面，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大学发展迅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东北大学的教职员流动甚大。这彰显了新兴大学的吸引力及其发展瓶颈。其原因较多，但最主要的应是“军阀教育”的属性。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在办学环境、经费和师资等方面都大为恶化。但张学良及其代理人的主持校务，仍得到教育部的默认。宁恩承、王卓然、周鲸文三人皆为东北籍人士，并奉张学良之命管理该校，实际上是张的幕僚。

东北大学虽为国家之大学，并且早经教育部备案规划，但该校在相当程度上仍为东北地方势力所有。彼时该校虽在经费上呈现国立化倾向，但大部分师生仍奉张学良为领袖。因而这时的东北大学在“流亡教育”的表象之下，实质上仍延续了奉系时期“军阀教育”的一些特点。但流亡的境遇使此种“军阀教育”的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学生的思想亦呈现多样化。而西安事变后的国立改组则是教育部主导的旨在消除该校“军阀教育”色彩的一场角力。

据1934年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在国立暨部立独立学院、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校长、院长中，除暨南大学和其他四所财政部等部门设立学校的校长无教育背景记录，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毕业于专门学校外，全部具有留学背景。

在21名校长或院长中，有博士学位者9人，有硕士学位者3人，在著名大学有研究经历者2人，其余则具有大学或专科学校学历。而在12所省立独立学院、大学和专科学校校长、院长中，有留学经历者10人，有大学以上学历者10人（此外尚有1人为法国留学生），仅张学良1人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从校长的教育背景看，张学良明显落后于省立大学的校长，更遑论国立大学了。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东大的发展宗旨是“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视东北大学为“东北流亡势力”复土还乡的人才培养机构，是东北军之外最重要的团体。张学良的大学理念，明显是将东北大学办成一所为东北地方势力服务的“地方”大学。

西安事变后，东北大学进入臧启芳主持校务时期。臧启芳虽与东北地方势力渊源甚深，却更倾向于国民政府。他对东北大学在抗战时期的恢复、发展，乃至抗战后的复员都贡献巨大。而从臧启芳个人的教育背景看，他也较张学良等人更适合东北大学校长的职务。改组国立后，臧启芳仅对教育部负责，对校务也有完全的施政权，其大学理念亦能更好地付诸实践。

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任命状

因而，在臧启芳时期，东北大学在教学环境、教员层次和学术成果等方面，都得到稳步提升。东北大学校风较之北平时期大为好转，其学术地位也达到了流亡时期的最高水平，学生人数至抗战胜利前也已近千人。但在地域观念浓厚的东北流亡人士中，很多人并不认同臧启芳的付出。在一般学生眼中，“校长臧启芳是一位留学美国的老学人，但不是张学良的人，与教育部关系密切”。反而是高而公做出了带有较浓色彩的认定：“臧启芳有意拉拢东北籍学生作为自己的后盾，所以对学生……采取‘宽容’的政策。”

臧启芳之后的继任校长刘树勋，其长校适逢国共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东北大学深受影响。在这种情势下，刘树勋仅能勉力维持学校的运行，其他都无从谈起。

地域观念的消长

蒋永敬曾指出：“中国自晚清以降，‘地方主义’随着地方势力的兴起而抬头。表面看来，似乎造成国家统一的障碍，实际则为历史的趋势，非人为所能抗拒。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地方主义’对于民族的复兴，政治的民主，国家的统一，也有其正面效应。”蒋进而指出：“所谓爱乡爱国，推己及人，此乃中国传统的精神。”

蒋之论述一反此前各界对地方主义的批评，而指出其合理性与正面作用。事实上，中国各地的地方主义思想确实根深蒂固，在近代民族国家思想大张之际，地方主义尽管有所退却，但仍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民国时期，地方与中央或国家的矛盾纠葛从未停息，但地方主义在时代变局下似亦经历着嬗变，地方主义对内忧外患的应对虽不及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但亦有相当作用。以东大学生为例，他们自发地对国难做出回应，尽管效用有限，但大多与民族主义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东北是民国时期地域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东北大学由奉系地方势力创办，虽几经流转，仍充满浓重的地域观念。《东北大学史稿》曾指出：“东大和东北是同命运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地方势力与东北民众遭受沉重打击，在其后形成的“东北流亡势力”中，东北大学成为被寄予厚望的团体。

金毓黻曾撰文论述东北精神：“盖东北人所负之使命即为东北大学所负之使命，凡东北大学之师长、同学，无论其为东北人与否，皆应负完成东北大学使命之责。东北土地虽已沦陷，而东北精神依然存在，未来之东北人物应由东北大学造成，凡研东北问题之学者亦应出身于东北大学。所谓抗战建国，所谓复土还乡，皆为完成东北大学使命之条件，能由此点努力，始终不懈，而后可由东北局部之精神以造成中国整个之精神，此即愚所附论之东北大学精神。”可见，东北大学凝聚着“东北流亡势力”与东北民众复土还乡的使命与期望，因而得到乡人与国民政府方面的关注，并培育了大量人才。

由沈阳辗转迁到四川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的全体教职员在校门前合影

流亡关内后，东北大学虽仍充斥着地域观念，但复土还乡的志愿与抗日复土的国人诉求在相当程度上是契合的。因此，1931～1945年，以东北大学为阵地，地方势力既肩负收复失地的使命，又顽强地与国民政府的力量相博弈。1931～1937年以斗争为主；1937～1945年则以合作为主。1946～1949年，东北大学复员沈阳，但地域观念似乎重新膨胀。民国时期东北大学地域观念的嬗变表明，地方势力虽然日渐衰落，但地域观念是深入骨髓的。虽然在表象上东北大学逐渐被纳入教育部的管辖，国家权力在地方势力原有团体中得到强化，但亦不得不与地方势力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国家权力的延伸必然需要地方势力的配合，地域观念亦因而得以保存或变异。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在奉系地方势力的羽翼下创建发展，奉系集团内的省籍纠葛与政治文化亦投射到该校中。是时的东北完全处于以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为首的奉系地方势力统治下，“既支持又控制”的模式似是地方势力创办高等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时东北大学中所折射之地域观念是东北地方省籍观念增长后的自然结果。

另一方面，是时国共两党力量在东北显然尚处于弱势，对东大尚无甚大影响，而国民政府之政令更是鲜有能及于东北者。因此，当时亦是东北地域观念最为鲜明之时期。1931～1937年，流亡北平的东大一方面处在“东北流亡势力”与国民政府的潜在争夺下；另一方面，中共亦在该校师生中发展了力量，并影响该校校风与教学等。

因此，东北大学改组国立风潮实质上是地方与中央的冲突，中共力量则出于其发展考量亦参与其间，并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38～1946年，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的地域观念似有所削弱，而代之以一种地方关怀。这期间，中央与地方关系较为缓和，而中共与国民党各派系的学生组织的斗争却日益激烈，并与省籍矛盾纠缠在一起。国共内战期间，地域观念在东北学生七五事件中虽然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内战形势恶劣与东北势力衰弱的情势下只能做些道义上的声讨，最终无奈地接受中央政府的措置。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奉天（辽宁）籍，而在流亡关内后的东北大学学生中，除抗战后期外，辽宁籍学生亦始终占绝对多数。这反映了奉天以及其后的辽宁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富庶和先进，而奉系军阀以“奉”命名并非凭空而来。这种现象在东北军中亦普遍存在，以东北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