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丨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

简介

这是许纪霖1987年发表在《读书》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从此开始了他的知识分子研究。33年过去了，依然可以看到文中的沉重和当下感。

作者 | 许纪霖

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以“忏悔录”名书者，代不乏人，其中以圣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两本最为知名。然而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类似的“忏悔录”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却鲜有所见。不过，近来偶然浏览七十年前的《东方杂志》，竟然意外地检得一篇《忏悔录》，作者是黄远生，再回头索查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重新影印出版的《远生遗著》，方知已全文收录。这便不由得撩起了我对《远生遗著》，特别是收入其中的《忏悔录》，以及透过黄远生所映现出的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的盎然兴味。

图丨网络

“似乎一身，分为二截”的分裂人格

黄远生，江西九江人，一八八三年出生于“文彩秀发”的书香门第家庭，原名为基，字远庸，远生是他的笔名。他年方二十一岁便高中了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然而他却绝意仕进，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投身新闻界，不过短短几年时间便蜚声于世，被人目为“报界之奇才”(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不过在旧中国，幸运的出名往往又是不幸运的渊薮。一九一五年秋，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幕启，有意借重黄远生的名声为其复辟张大其势，遂命黄作一篇赞助帝制的文章。远生大窘，拖了七八天想延宕不作，却又禁不起袁府威逼催讨，终于写了一篇“似是而非”、自己以为“并非怎样赞成”帝制的文章加以搪塞。友人劝他如此应付实不妥当，总以不作为妙。他面露难色地回答：“我们的情形，难道旁人不知道？横竖总有人体谅的。”他将那篇文章改了又改，比原作份量更轻。袁世凯看了当然不满意，命其重作。于是黄远生“再无可转身了”，在那“人格上争死活的最后一关”，他决然逃离北京，跑到上海隐居起来，声明“此后当一意做人，以求忏悔居京数年堕落之罪。”(《致甲寅杂志记者》)《忏悔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就的，因而整篇文字给人以沉重的压抑之感。

图丨网络

也许是对刚刚经历的一幕感触过深，黄远生一开首即诉说自我的不幸分裂：“似乎一身，分为二截，其一为傀儡，即吾本身，另自有人撮弄，作诸动作。其一乃他人之眼光，偶然瞥见此种种撮弄，时为作呕。”(《忏悔录》，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为傀儡”的自我是异化了的“非我”，而犹如“他人之眼光”在一边冷眼旁观的自我才是“本我”，不由为“非我”在强权者的“种种撮弄”下被迫“作诸动作”而“时为作呕”。然而倘若从真正的“他人之眼光”看来，可作观照的、并以此作价值评判的形象只能是那个外在的“非我”，而他的真实灵魂、那个内在的“本我”却是无从体察的。这正是黄远生的悲哀所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灵魂虽存，却早已成为躯壳之囚犯：“吾身如一狱卒，将此灵魂，囚置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之用全失。”

这是一重东方式的灵与肉冲突。灵者，独立人格之灵魂也；肉者，个体生存之肉体也。人格与生存，在东方专制主义的严苛环境下，往往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你欲维护社会之正义、人格之尊严，就得时刻准备着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你欲苟全自己的肉体，就最好乖乖地交出那颗惹是生非的灵魂。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所面临的就是如此严峻到近乎残酷的现实抉择。象鲁迅那样彻底超脱了生的执着的“特立独行”之士毕竟罕见，自甘堕落的行尸走肉之辈亦属少数，更多的知识分子则企求在灵魂与肉体、正义与生存之间保持一种适度的张力，寻得某种微妙的平衡。用一位近代人士的话说起来，叫做“外圆内方”。远生始初也未尝没有类似的想法。然而一旦他入世愈深，距离政治漩涡愈近，就悲哀地发现，灵与肉的冲突并非是那么容易调和的，圆得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地在违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觉中“魂为躯役。”他不无失望地将人的一生比作“盖如由平地而渐入隧道，蜿蜒曲折，渐由光明而入于黑暗，其先光明，渐渐熹微，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于极地”。

图丨网络

如果说在“堕落”中灵魂就此死去，倒也一了百了，断了痛根，然而偏偏是“魂实未死”，“魂为躯役”，这就强烈地感触到双重自我的分裂痛楚。对此苦境，黄远生有一段逼真的描述：

灵魂“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槛兽羁禽，腾跳奔兀，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归其自由。耗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力小，百端冲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坐视，跛不忘履，则时时从狱隙之中，稍翼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已，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苛责而已。”

从这段若非身历其境、决无可能写得这般触目惊心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窥见在自我分裂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煎熬着两重焦虑。一重是压抑焦虑。“本我”为“非我”所囚禁，欲出不得，欲抗不能，犹如远生在另一处所感叹的：“夫人生之最惨，莫惨于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于倾吐者，而乃不得尽言，而身死或族灭乃次之。”(《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国的士大夫是重生、爱国的，然而良心的被压抑竟被视作比“身死或族灭”更为残酷，足见那是何等深沉的哀痛！另一重是道德焦虑。“非我”对“本我”的冲动阻抗得愈厉害，后者对前者的良心审判也就愈严峻，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物理学原理在这里也是显而易见的。“非我”那种种“皆不可耐”的丑陋形象，在“本我”看来，“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不过既然它自身的自由亦不可复得，又何来“棒逐”“非我”的力量；徒有在道义上宣判后者的死刑而已。这反过来却在已有的焦虑之上又迭加了一层新的焦虑，使人格主体辗转在“恨不能即死”的极度苦痛之中。黄远生的友人林志钧说过，虽然远生象卢梭和托尔斯泰那样作了《忏悔录》，但是却“没有卢梭的胆力，又没有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远生遗著》林序)

很难想象一般人的神经能够长久忍受得了这种精神折磨。于是苦难者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求彻底的解脱。黄远生说，他们的人格演变趋向大致可分以下三途：

其一，“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自此以后，永永堕落”，成为“人头而畜鸣者”。对死亡威胁的过分恐惧，“非我”对“本我”的过分压抑，使得“本我”不仅被幽禁在前意识层，而且还进一步被驱赶到无意识层，这样一来，灵魂被肉体彻底扼杀，良心全然为利害所泯灭，在混沌的麻木之中，堕落为不可救药的人格失落症患者。象在蒋介石身边长期当幕僚的张群即是“人头而畜鸣”的典型一例。他曾公开声称：“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做什么菜。”(《江南人语》，第44页)而且还颇有自知之明：“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97页)。

其二，灵魂“破狱而出，出魔入道，出生入死”，成为“有道之君子”。象闻一多就是在良心的反省中拍案而起，让灵魂冲决肉体之网罗，直面血淋淋的人生，嘶哑着嗓子高声怒斥黑暗，呐喊正义。纵然他在特务冒烟的枪口前倒下了，但却在生命的寂灭中实现了人格的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