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野下的沃尔什

彭刚

清华大学历史学系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一

中文里面常有“先见之明”的说法,模仿这样的语式,英文中的“hindsight”一词大概就应该对译为“后见之明”了。美国哲学家阿瑟·丹图(ArthurDanto)分析历史学研究的特点,就专门拈出这一点来大加发挥。其意若谓,我们在理解和表呈历史时,常常会用这样的表述方式:卢沟桥枪响,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然而,对于具体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来说,尽管人们对于实际发生的事件并非一定就完全缺乏先见之明(比方说,就这样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说,1935年起,清华大学就将许多最为珍贵的图书材料和仪器设备运往南方,从而为后来西南联大的辉煌打下了一个方面的根基。那时候,许多人就已清楚地意识到,中日之间在数年之内必有一战),可是,“八年抗战”这样的说法,却是只有结合了对于事件过程和结局的了解,才能够说得出来的。

后见之明是历史学的一个优势。我们常说,事情总要过了一段时间,才能看得更加清楚。其中至少有一个缘由是,只有过了一定的时间段之后,各个方面的、不同角度的材料呈现出来,我们才可能避免那种只从当下的、单一的角度来理解事件时所受到的限制。然而,“后见之明”也未尝就没有它带给我们的盲点和欠缺。因为了解了事件的进程和结果,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往往会带有一种目的论的眼光,把和事件相关的过往所发生的一切,都看作是一连串导向最终结局的链条。只有将它们视作链条中相互关联的各个环节,事件过程和环节本身才能够得到真切的理解。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记了,历史过程并非就全然注定了在其各个关节点上是非如此不可的,各种可能性总是在任何时刻都向人们敞开着,而且,最终变成为现实的虽然绝对不会是不可能性,却也不会是只此一种的可能性。真要是那样的话,那种可能性就成了铁定的必然性,而历史事件的各方当事人就全然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所谓“自由”,就不过是一种幻象而已。其实,最终成为现实的,只是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还不见得就一定是其中最大的那种可能性。

学术史的考察,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后见之明”的左右。康德自称是进行了哲学史上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后世大多也是这么来看待他的工作的,因而才将他的体系视作是进入哲学之路必经的桥梁。可是在当时乃至后来,也有不少人用的是别样的眼光,将康德思想分解为各项元素,分别对应于休谟、莱布尼茨乃至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等等,如此一来,康德思想中他自认为和别人也照此看待的原创性,就变成了不过是对前人思想要素的成功组合而已。维特根斯坦也享受过同样的“待遇”。问题在于,如果没有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前人思想中的那些因素是否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或者,更进一步说,即便那样一些因素并没有被忽视,至少我们看待它们的方式也因为康德或者维特根斯坦而大为不同了。这样的变化,至少就从一个角度表明了,他们的工作绝非可以简单还原为此前哲学史的种种成分,而是具有其改变了哲学视野的创造性。另外,这样的情形也提醒我们,在集中了过往众多第一流头脑的智慧的问题领域,思想家的工作大致并非横空出世,而往往是其来有自。在我看来,这样持平的看法大概更加可靠一些。

二

沃尔什(WH.Walsh)的《历史哲学导论》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语境下,这已经成了两个同义词了)领域中人们不可轻易绕过的名著。中文版在问世十余年后,又有了经译者再度校订的新版。此书引人注目的一个缘由,在于它的学术史方面的价值。

许多年以来,人们要描述西方历史哲学领域在20世纪(准确的说法应该是20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段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大都会说,那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衰落,以及分析的历史哲学之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对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加以解说:历史一词在中西文字中都有两重涵义。前者指的是过去所发生的如此这般的事件、过程等等,后者指的是对前者的记载、整理、考订、编排等等。如果说前者大致等同于我们常识意义上所说的客观的历史过程的话,后者就是历史学所要做的工作了。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在第一种涵义上,指的是对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思,是企图了解历史过程的规律、目的、发展动力、意义;在第二种涵义上,则是要对历史认识、历史解释的性质加以反省。沃尔什最早提出以思辨的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二分法,来把握这两种不同层面上的理论反思。这在后来变成了一种通行的说法,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此书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

与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二分法相对应,《历史哲学导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后面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中,沃尔什处理的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论题,分别点评了康德、赫德尔、黑格尔、马克思、孔德、汤因比等人的历史哲学。他在将思辨的历史哲学定谳为完全错误的思路的同时,又作了这样的断言:只要“恶”被看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这种类型的历史哲学就总是会出现的。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精彩而又发人深省的论点。传统思辨的历史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如康德“非社会的社会性”和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猾”,都是想要说明,每个历史当事人在追逐自己的目的和一己私利(而那在道德上往往是非常可疑的)的时候,同时也就成了某一个更广大的目的(康德的“大自然”或黑格尔的“理性”)赖以实现自己的工具。恩格斯所说的恶劣的情欲乃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黑格尔才会把自己的历史哲学说成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神义论。因为,从这样的视野出发,人世间所有的邪恶因其构成了合目的而又合规律的历史进程的必要环节,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沃尔什大力肯定了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取代了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然而,从他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只要历史解释中还存在着无法被当事人各方的意图所充分解说的事件进程和结果(亦即所谓的unintentionalresult),思辨的历史哲学所着意要解决的问题就无法被一笔勾销,它就依然葆有旺盛的生命力。

三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又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历史哲学或史学理论领域中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历史哲学取代了分析的历史哲学而成为这一领域的主流。我们也可以试着将此种效应分成广义的和狭义的两个方面。广义而言,比如说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思想观念,都既对史学理论、又对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们当然都可归入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之列。而从较为严格和狭义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界定为,在专门的史学理论领域中得到发展而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理论取向。

从这后一种看法出发,就可以说,以1973年海登·怀特《元史学》(HaydenWhite,Metahistory)一书问世为标志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乃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主要形态。一方面,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历史过程本身不同,叙事主义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一样,都是以历史学的学科特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两个阶段的话,倘若说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的是前一阶段的问题,则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关注的则是历史学家工作的最终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