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说、付费课程崛起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失落了吗

在知识传播领域，谁是今天影响最大的人？可能是他们。他们的身影遍布得到、喜马拉雅等付费音频平台，也穿梭在像《奇葩说》这样的综艺。但他们很少有人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

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身上，被赋予了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和时代的期待，过去叫“启蒙”。知识分子不同于艺人，也不等同于学者。

然而，一切悄然已变，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正在持续下降。这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也不只是发生在今天。这是过去几十年的世界趋势。按照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他们从“立法者”退为“阐释者”。只不过如今媒体和综艺提供的知识形态让这一切加速，使其更醒目且更强烈地展现出来。“启蒙”一词仿佛也不再那么受欢迎。

那么，知识分子失落了吗？他们要为此感叹吗？进一步提问，启蒙是否仍然具有价值？世俗时代与超越精神如何共存？民主平权与精英话语孰轻孰重？

许纪霖或许是国内学界最适合谈这一系列话题的学者之一。他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启蒙阵营中的代表人物，并长期致力于知识分子研究，而如今也上得到开设音频课程《中国文化三十讲》，同时还会看《奇葩说》。实际上，许纪霖从论坛时代起就使用每一时期最新潮的互联网平台。

许纪霖，1957年出生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紫江学者。

许纪霖写下过《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读书人站起来》等为启蒙鼓与呼的著作，不过，现在他表示慎言启蒙，不是取消启蒙，而是调整启蒙的方式。他本人也更愿意用“分享”、“互动”来代替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

从1987年在《读书》杂志发表第一篇研究知识分子的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算起，许纪霖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已经走了三十余年。虽然，他后来将研究领域拓展至中国思想史和城市文化，但他最珍视也最有心得的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他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关怀贯彻始终。近日，借他的知识分子研究著作《安身立命》再版之机，新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伟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作者：许纪霖；版本：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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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的启蒙与理想主义

新京报：关于启蒙的当下性，一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通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浪潮，常识已经普及，民主、自由、理性、法治、权利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再去重复没有太多意义，而且人们开始怀疑启蒙本身的作用与价值；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启蒙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它永远不可能完成，启蒙不是没用，而是不够，西方也有许多学者在不断重申启蒙的意义，比如斯蒂芬·平克的《当下的启蒙》等等。你曾经是启蒙阵营中的代表人物，现在却很少再谈“启蒙”话题，能否谈谈你对启蒙的当下性的理解？

许纪霖：传统的启蒙者通常都是居高临下的，认为自己代表着黑暗中的一束光，是燃灯者，而被启蒙者就像是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人”，还在黑暗中摸索，看到的都是幻象，“唯有我掌握了真理”。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用“分享”这个词，“分享”是一种平等的姿态。所以我说，今天的启蒙者首先要放下居高临下的架子，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你的启蒙对象。当你不了解的时候，你可能讲得满头大汗，甚至得意洋洋，但实际上是鸡同鸭讲，一切都很虚妄。你自以为和他们是同代人，但其实是错的，他们是被新的网络文化所塑造的，当对这些文化缺乏了解的时候，启蒙不过是自说自话。

所以，我现在慎言启蒙，我竭尽所能地去了解年轻人的想法，了解网络文化，比如会去看奇葩说、看抖音、看杨超越，看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放下身段去了解和认知，然后试图和他们对话，和他们分享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告诉他们曾经也有另一种活法，这种活法可能是他们所缺少的。如果能对他们有所启示，或许可以增加一个人生选项。

我不相信他们是铁板一块，人类一代代传承下来，除了有断层以外，毕竟还有继承。我了解断层在哪里，但是我要告诉他们，总有一些精神和智慧会被继承下来，我们要做的，恰恰是把那些值得被继承的精神和他们接轨。不是强硬地灌输给他们，而是想办法和他们的代际特征融合。

《奇葩说》第三季画面。

我在看奇葩说的时候，就很敬佩里面的辩手，觉得他们讲得比我们好，不信可以拿奇葩说和原来的大专辩论赛进行比较，后者的水准差远了。大专辩论赛的方式是红卫兵式的，自以为真理在握，自信满满地以上帝口吻力图压倒一切；但是奇葩说不一样，他们更强调个人的独特感受，不是要压倒对方，而是承认观点的多元性，而且姿态更轻松，身段更柔软，语言更俏皮。如果让我来做辩手，我可能都达不到这样的层次。

新京报：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都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时代，理想主义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偏社会性的家国情怀，一种是偏个人性的对生命的追问和抗争。后者的典型是史铁生，你把他称之为“另一种理想主义”，他身负重疾，却不断追问生命的意义。然而，这两种理想主义在当下都成为一种奢侈，谈论理想主义会让你变得格格不入，但虚无感却是需要用理想主义来解救的，你觉得未来是否还会有一个理想主义的回潮？

许纪霖：我把史铁生称为“后理想主义者”，史铁生身上有一种和鲁迅相似的精神气质，他看穿了人生的虚无和荒谬，知道虚无和荒谬是永远不可能克服的，但是依然不屈不挠地抗争，直到战胜它们。黑暗永远在那里，但是人的使命是超越黑暗，反抗宿命，这是我比较欣赏的态度。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虚无和黑暗意识，但是知道自己卑微，也承认自己卑微，但愿意努力奋斗，从而获得某种能力。当然，也有很多年轻人采取一种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号称“佛系”。其实，这不是“佛系”，而是“庄（子）系”，真正的“佛系”是很悲壮地寻求解脱和开悟，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当然，“佛系”也可以作为一种人生选择，但在选择“佛系”之前，能不能先尝试一种更积极的人生？奋斗过之后，再认命行不行？在命运还没完全向你展开的时候，就已经屈从于命运，至少人生的体验会很单薄。

我并不相信会有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的回潮，除非出现某种极端的情势。在日常生活之中，理想主义应该以一种温和的、世俗的方式出现。

新京报：“虚无”、“佛系”、“丧”、“焦虑”、“低欲望”是现在年轻人之间的流行词，与你所说的五四时期富有激情活力的“青春精神”相距甚远，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该如何重塑？

许纪霖：“理想主义”这个词听上去高大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虚妄。我试图把理想主义“降维”，让它能够适应今天的世俗社会。这几年，我在关于工匠精神的公共演讲中说，世俗时代的理想主义精神，也可以落实为某种对专业的痴情、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就像麦金泰尔说的，行动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对金钱、权力、名誉这些身外之物的追求，而是有“内在利益”，愿意为自己内心的钟爱而不计成本地投入，这难道不是一种世俗化的理想主义吗？日本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拿诺贝尔奖，他们的动力就来自于这种工匠精神式的理想主义。

现在很多年轻人陷入一种空虚无聊的状态，没有任何激情和爱好，也没有任何事情愿意去投身，无论是爱情，还是工作，皆是如此，他们的人生没有着落点。人生最大的快乐，是找到愿意终生为之献身的事业，哪怕是电竞游戏，如果你真的喜欢，愿意不惜成本地去投入，那也是一种理想主义。我认识一个游戏公司的老总，他就觉得现在人才难觅，有很多人喜欢打游戏，但是真正愿意把游戏作为志业来投身的，很难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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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还说悲壮，那是幻象

新京报：你曾经感慨，“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已经过去。”确实，从全球范围来看，知识分子的影响力都在下降，不论是在公众中的号召力，还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都在减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他们的话语权为何会逐渐消失？

许纪霖：知识分子曾经是社会舞台的主角，但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没人理睬，几乎被彻底边缘化了。这个变化差不多是从博客时代开始，博客时代出现了一批活跃于网络的职业写手，他们比传统知识分子写得更好、更犀利；到微博时代，最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通常都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影视明星、企业家，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偏偏很少有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的粉丝量超过一千万。

而今天新的知识形态比如付费音频出现，在得到、喜马拉雅等平台上最有流量的大佬，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甚至是被主流学界所不屑的人物，但是他们在那个空间里游刃有余，更能契合时代的需求，影响力也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识分子是自己的掘墓人，他们创造了民主社会，但民主反过来消解了其话语权。知识分子的存在，取决于知识是被垄断的稀缺品。知识分子曾经垄断发言权，报纸、杂志都具有某种垄断性，而网络给了每个人平等的发言权，只要说得足够巧妙出彩，就能有流量。当然，也可以说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只是要影响当下，而是为人类智慧的传承做一些更长期性的工作，但就影响力而言，那最灿烂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新京报：除了互联网带来的话语平权等外部因素，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十几年前，你在《读书人站起来》中就探讨过学术造假、师德败坏、犬儒盛行，而知识分子共同体内部的自我约束又尚未形成，知识分子从问题的解决者变成了问题本身。

许纪霖：知识阶层的腐败，不比其他阶层更严重。只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当中，读过书的人，应该是天下的道德表率，假如知识分子都腐败了，这个社会就烂到底了！这个问题与社会的期待有关，不是真的说知识分子成为最腐败的一群人。相比较而言，知识分子是相对缺乏腐败的资格和资源的。问题在于，如何建立监督机制？这个机制不能仅仅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而是要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形成自我监督、内在评价机制。制度之外，风气很重要。如今不是知识分子普遍腐烂了，而是风气不好，再加上学术评价机制过于急功近利，让正派的人吃亏，而投机取巧者反而能够大行其道，劣币淘汰良币。

这些年来，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有变化的是“新知识分子”的出现，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是编辑、记者、自由撰稿人、网络写手等等，他们的影响力是十年前难以想象的，但现在最活跃的、流量最大的就是这批人。他们当中也有很优秀的，如今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传统知识分子。但是，我也注意到传统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优势，他们在体制之内，具有某种权威象征，所以能赢得一些主流群体，包括企业家、金融家、公务员等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的互动比十年前更频繁。

总体而言，传统知识分子还在影响精英，但是，与草根市场和青年群体相对脱节。而在得到、喜马拉雅等平台出现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在影响新的年轻精英和职场人士，在这个领域，传统知识分子难以与之匹敌。知识分子“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新京报：“一去不复返”，听起来有点悲壮。

许纪霖：没什么悲壮的，我觉得悲壮是有一种幻象，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全民的启蒙者，把启蒙对象想象成铁板一块，只是知识程度和愚昧程度有别。错，今天是一个分众的时代，知识分子要非常清晰自己的受众是谁，“粉丝”在哪里。不要野心太大，把自己当作基督，以为能代表整个人群，那其实就是一个幻象。现在好多启蒙者仍然有这种幻象，他们完全不了解今天的时代状况，我们不可能去影响所有人，即便有上百万的粉丝愿意听你说，但在整个人群里也只是一小群，如此而已。

新京报：但是，知识分子跟其他群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天然地想要传播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他人和时代。

许纪霖：在知识形态上是这样，不过，大学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我现在在乎的是大学课堂。大学提供了知识传授的空间，我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与新一代“00后”的学生接轨，把真正好的东西传授给他们。我从来不在意是否占领三四线城市，或者是否影响草根。我也不幻想把城市精英阶层一网打尽，我只能影响那些有人文关怀的人，那些没有人文关怀的是我的盲区。

所以，我非常警惕，甚至颇为嘲笑那些竟然还沉浸在传统知识分子幻觉里的人，他们认为中国还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需要一场新启蒙，我觉得他们和整个时代是错位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即使重新出现一个启蒙时代的春天，那个启蒙也不会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启蒙，首先你得会玩网络，得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否则根本没法和他们进行起码的对话。

纪录片《零零后》（导演: 张同道）海报上的“00后”。

新京报：你的这番话很接地气，也让我颇感意外，曾经的启蒙阵营代表人物，而今却表示慎言启蒙。

许纪霖：所谓慎言，我的真实意思不是要取消启蒙，而是要调整启蒙的方式、启蒙者的姿态。简单地说，就是放下身段。哈贝马斯一直强调，启蒙永远在路上，是一个进行时，它没有终结，哪天它终结了，它就死了。启蒙本身就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我所说的“青春精神”。我对启蒙态度的转变与我的经历和性格有关，因为我在大学做老师，会不断地和学生交流，去了解他们关心什么。我是狐狸型的性格，我的好奇心甚至超过我的学生，网络我也玩得不比他们差，甚至比他们还领先，我总是试图了解和跟上这个时代。

2019年是“五四”百年，六月份北大举行大型研讨活动，前些天我又在北大开讲座，谈“五四百年的悖论；文化自觉，还是文明自觉”，但发现两次来的人都很少，可能年轻一代觉得这些题目太虚妄，不知道“五四”百年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关心时代的大问题需要一种情怀，但现在有这种情怀的年轻人很少。过去，我在大学开讲座，基本上都可以爆满，但是现在要坐满也不太容易，因为学生们要追的不再是知识分子。不过，今天在企业界和职场人士当中，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知识感兴趣，这些人的主体是“70后”、“80后”，他们在财富上已经自由，对文化、历史和现实政策都颇有关怀，他们毕竟在读书时代受到过启蒙的影响。我也明白，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一块领地，不要老想着大一统。

20年前，我在论述哈贝马斯启蒙思想的时候，最后豪情万丈地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今天我还是想这样说。死亡的是传统的启蒙方式，但启蒙精神不死，因为依然有愚昧。如果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启蒙、理解启蒙，恐怕需要改变的是启蒙者自身，对启蒙的内容重新问题化，让启蒙的姿态更接地气，与时俱进。假如你无法改变启蒙的对象，那就改变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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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与药方

新京报：你目前开设的得到音频课程“中国文化三十讲”，也是回到古典去寻求思想资源，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葛兆光、马勇、杨照等学者也在开类似的思想史或文明史课程。所谓“古典的复兴”为何必要？以及如何可能？

许纪霖：刚才讲，启蒙是提供一套理性和科学的现代知识系统，但是，理性和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今天的中国社会，普遍有一种去政治化的倾向，年轻学生对启蒙问题不感兴趣，认为与自己的生活无关，认为启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老派话题，是上代人的事，但他们很关心心灵成长和安身立命的问题。

有一次，我请三位年轻老师展开一场关于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一位是佛教徒，一位是儒家，一位是基督徒，现场竟然爆满，远远超过一般的学术性讲座。我发现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心理都很成问题，这些问题很难通过道德教育或心理医生来解决，那只能是镇痛，治标不治本。人的内心是有神性的，都要问一个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人生教育和生命教育来解决，到轴心文明中去发掘资源。

我开设的“中国文化三十讲”，关心的也是古典文化对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中国文明中的儒家、道家、佛教都能给人某种信仰支撑，可惜的是现在大学老师教这些内容，都是把它们当作一门知识来教，而不是将其放在人生信仰层面来讲授。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有一个学生成庆，原来做思想史研究，后来研究佛学，他在上海大学开设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课程，能针对年轻人心灵中的一些终极性困惑来讲授，他的讲法就很能打动人，现在缺的是这样的课程。

新京报：《安身立命》中所写到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陷入过信仰危机，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尤其需要某种精神资源作为支撑。

许纪霖：是的，比如书中写到的林同济就很典型。林同济有三重境界，早年相信进化论，相信世界就是由力所主宰；到抗战期间，他又成为一个肤浅的国家主义者；到晚年，经过各种政治运动的折磨，活下去都需要勇气和信仰，于是他皈依了道家。道家虽然不是宗教，但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功能，它告诉人们如何面对生和死，如何把有限的生命融合到无限的自然之中。

林同济（19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