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逊县红旗一段“诗书继世”的佳话2017年1月31日

1976年，张侃终于等来了机会——到吐鲁番地区师范学校两年。他高兴得给老家亲人写信，84岁的爷爷激动地说，他家教书育人的传统得到传承了！1979年，他的爷爷是带着满足的心情去世的，在那一年，他开始在红旗中学执教。

张侃“”时还惹了一场大祸。他读书时看到家里的毛石膏像通体为白色，心想，人的眼珠是黑的，怎么会是白色的呢？便用毛笔将石膏像的眼珠描成黑色。村里人很相信读书人，因为他们过春节或婚丧嫁娶的对联，都是张侃一家人帮助写的，于是，家家户户都把石膏像的眼珠涂黑。结果，校领导很快找到张侃谈话，说这是，让他承认这件事是他父亲干的。张侃不承认。等待他的是全校500多名学生的，1970年升高中时他在全是第一名，但还是被刷了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侃在哈密教育学院学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哈密教育学院学习。。

在张侃的劝说和服务下，一批批教师取得了文凭，或拿着预选指标让文凭上升。文凭高的年轻教师，有的了领导岗位，有的被调到吐鲁番市或乌鲁木齐市任教。受他的影响，他周围的亲戚也都捡起了书本进行学习，走进了课堂，获得文凭后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1995年，张侃被调到乌鲁木齐县交通局公养护队工作，养护队有不少年轻人文化程度偏低，连年终总结都不会写，他又劝说他们多去学习，提高文化素质。

张侃的文人气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曰读书，一曰饮酒。

这年头，读书和饮酒不是某个群体的专利，人人皆可或浅或深参与其中。身着保安、在乌鲁木齐市北门一栋高层公寓经常值班的张侃，戴着老花镜看报读书或就着花生米小酌几杯时，人不可能把他与文人联想到一起，但曾经生活在托克逊县夏乡、晚年定居在乌鲁木齐的一位老人如是评价他：张老师读书喜摘抄、能注引，饮酒喜吟诗、能著文，是一个十足的知识。

这一年，红旗里的确传开了好消息，教育系统要招收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工农兵。各推荐的只要出身工人阶级或贫下中农，有文化基础，在生产队表现好，有30名至40名贫下中农签字认可，都有机会进高校学习。

张侃的户口在红旗卫星农场（今夏乡色日克墩村），他是下中农成分，上没问题。一直天天拿10个工分，表现不能说不好。再加上他有文化，经常帮别人写家信，帮生产队记工分，生产队长乐意推荐他，社员们争着往报送材料上签名或按。可是，名额太少，他连续两次笔试过关后都被别人顶掉，也就是从这个年代起，“后门”一词开始作为新词渐渐流传开来。

1971年4月，16岁的张侃像个逃荒的少年，只身从河南坐火车来到新疆的托克逊县。他找到在托克逊县养段工作的一个亲戚说：“我在老家待不下去了。”

在老家上学时，爷爷和父亲用牛皮纸装订了不少古诗词课本，让张侃。“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植根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而他千里迢迢来到托克逊县红旗之后，他发现摆在面前最重要的事是问题，至于像爷爷、父亲那样教书育人，梦里都不曾出现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带初三年级的班主任张侃与毕业生合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侃等优秀教师合影留念。（本组图片由张侃提供）

红旗中学是一所民汉合校，张侃很珍惜教师岗位，珍惜和各族学生的。当时教学条件非常落后，他经常把学习资料刻到蜡板上，油印出来发给学生。他找来木板和毡子制作黑板擦，和学生一起掏旱厕。晚上备课到深夜，早上到教室架炉子……为学生做的每一件事，他都能从中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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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自然条件恶劣，1972年，张侃被派到山里放羊。他和两个维吾尔族伙伴500余只羊，配发给他们的是两头毛驴、一顶帐篷、一支步枪。放羊生涯里，他学会了维吾尔语。1974年，张侃个子长高了、身体变壮了，迎接他的是更加繁重的体力劳动。他被派到大河沿火车站当装卸工。当时，国家还很落后，化肥基本上靠进口，经常有大的日本、罗马尼亚化肥运抵大河沿，再从这里分运到南疆各地。张侃和班组里共12个小伙子，每天要装卸数百吨化肥。他们的待遇是每月加三天工分，并可以提前支取工资总额的30%现金。

本报记者石速”

让张侃自豪的是，他女儿初中毕业后也报考了师范类学校，中专毕业后便被乌鲁木齐市一所小学录用。女儿一边教学，一边自学，目前已成长为乌鲁木齐市优秀教师。

在亲戚的帮助下，张侃作为知青被下放到红旗劳动，什么农活都尝试过。第一个月，他每天挣9个工分；第二个月，他便像一样每天拿到10个工分。10个工分大概折合人民币一元，他舍不得花，将大部分钱寄给父母。

21岁实现师范梦想

张侃老家在河南省虞城县城郊（今城关镇），他爷爷教过私塾，父亲是教师，全家男男、老老少少抓起毛笔都能写一手漂亮字。可“”到来后，整个没人羡慕这个充满书香的家庭。父亲被扣上“臭老九”的帽子，地位在地、富、反、坏、右、、、之后，经常被抓起来。

31岁劝说上学

国家和地方也意识到了师资力量不足、教育资源匮乏的问题，对教师人才的培养格外重视。张侃一到哈密地区教育学院上学，除了原来工资保留，每天又多了6角钱补助，这可是一天的伙食费啊！

1980年暑假期间，张侃考上了哈密地区教育学院，全脱产学习两年。他向托克逊县教育局领导请假时，领导对他说：“你的水平已经很高了，不需要再了。”他说，教师的水平必须要上台阶，现在中专教初中，大专教高中甚至高中教高中，这样下去不行。

1982年，他怀揣文凭回校时，月工资由原来的50多元涨到了80多元。

“我的梦想是能范类学校，将来当一名人民教师。”1975年春节，张侃回老家探亲时，向全家人说出了压在心底的梦想。当教师的苦楚，他的爷爷和父亲深有体会。爷爷对他说：“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收入一直不高，古人有句顺口溜：家有二斗粮，不当孩子王。我教私塾时，孩子那么耗费心血，一年到头，不过是换来两斗麦子、两斗高粱共160斤粮食的报酬。”父亲对他说：“孩子，当年，我教书时不能在口教，必须到几十里外的其他，这样一来照顾不了家庭，就这样，运动到来后还被来去。亏得你当年那么懂事，要是把描石膏像眼珠的事情安到我身上，我早就进了。”母亲张罗着为他介绍对象，他去见面。他赶紧动身返回新疆，他感觉到，知识的春天即将来临。

人民时期，夏乡名为“红旗”。张侃和夏乡的老友饮酒，总是回顾红旗那段岁月。老友们有的从自治区厅局机关退休，有的在商海拼搏多年，在一起小聚饮酒时，张侃总是争着买单，并说自己经济条件好。老友们心里清楚，他有退休工资、有房屋出租、有一份保安工作，经济条件是不错，但他最满足的是，他从小树立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理想，在红旗实现了。

1986年，31岁的张侃被调到托克逊县教育局负责招生工作，他发现全县80%的小学教师没有文凭，高中毕业生在高中教书的现象很普遍。过去，他是到辍学孩子的家里劝学；现在，他不得不暑假休息时间，劝教师们拿大中专甚至本科文凭。当时，考取文凭的方式有多种渠道，可以参加自学考试，可以参加函授，也可以上电大等。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是：年轻人，学文化；中年人，上电大；老，干四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把教师视为四化建设的宝贵财富，进一步落实知识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张侃对教师岗位更加热爱了，他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当时，新疆电视师范大学开始函授招生，张侃学完3门课程后感觉学得不够透彻，希望进校园全脱产学习。

16岁娃挣工分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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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的条件和繁重的劳动，并没有张侃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教育的热爱。劳动间隙，他教不认识的社员认字写字；春节来临，他为社员们写春联。大河沿火车站装卸队来自6个省份，他写的对联是“五湖四海皆兄弟，天南地北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