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道路1956：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的開篇之年
圍繞著這些總的看法，1956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論。
第一，在上，八大正確分析了國內形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提出了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的根本任務。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中國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一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二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央處研究蘇共教訓的會議上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主義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55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新中國成立以后，經過和社會主義，國內形勢和主要矛盾發生了重大變化。八大正確地分析了這些變化，指出：由於社會主義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黨和人民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集中力量來解決這個矛盾，把我國盡快地從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
《論十大關系》成為起草黨的八大報告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在修改八大報告稿時指出：“不可能設想，社會主義制度在各國的具體發展過程和表現形式隻能有一個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國是一個東方國家，又是一個大國。因此我國不但在的過程中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在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也帶有自己的許多特點，而且在將來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以后還會繼續存在自己的許多特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14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二
一
9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走自己的，歷經千辛萬苦，經歷了從新主義向社會主義和從社會主義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的兩次歷史性的轉變。在這兩次歷史性轉變過程中，1956年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和意義。它是以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完成之年，從此中國開始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時期，為黨在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准備和物質基礎。
《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方針是，“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44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報告論述的十大問題即十大關系，涉及我國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各個方面，側重討論經濟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頭三年，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集中力量完成的遺留任務，恢復國民經濟，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同時也適時進行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和開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等一些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工作，推動新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1953年，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黨中央制定了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內，基本完成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總線。根據總線的要求，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加速推進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進行建設。1954年，在《共同綱領》的基礎上頒布《中華人民國憲法》，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個根本制度以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作和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1956年，在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之后，又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從而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礎。
從1956年2月到4月，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形成了一些有長遠指導意義的思想。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報告，報告中他明確提出了要以蘇為鑒，走自己的。1960年，毛澤東在中央局擴大會議期間寫的《十年總結》中談到：“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第21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
第二，在經濟上，八大總結了“一五”期間的實踐和反對冒進的經驗，提出了既反對保守又反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大會要求，根據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規定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把計劃放在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以保証國民經濟比較均衡地發展。陳雲在大會發言中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觀點，不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蘇聯的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模式，而且涉及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存在和發揮作用的問題。周恩來在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也明確指出：“由於價值規律在我國經濟生活中還起著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確地運用價值規律，正確地掌握物價政策，就可以促進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我國在國家經濟管理體制的構建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過程中，在考慮自身實際情況的前提下，借鑒了“蘇聯模式”的一些方式，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但是也帶來了一些“水土不服”的問題。黨中央對這些問題逐漸覺察，經過執行“一五”計劃一段時間的實踐和對斯大林逝世以后蘇聯政局變化情況的觀察分析，毛澤東強調要堅持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和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制定中國自己的線、方針、政策。
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就明確地把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將在中要實現的目標同將來進行社會主義要實現的長遠目標結合起來，強調“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隻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76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艱難奮斗，取得了新主義的勝利，打開了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的大門。
在這個過程中，黨中央將社會主義與實現國家工業化並舉，繼續保持在中同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的聯盟，採取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形式，引導資本主義工商業向社會主義逐步過渡，在社會主義歷史上第一次實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的設想。在農業合作化中，遵循自願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循序漸進地幫助農民社會主義道。雖然在一些地方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步子過快的問題，但是一個幾億人口的農業大國在實現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的同時，促進了工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無疑是具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歷史性勝利。
黨中央、毛澤東的這些看法，實質上提出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的問題，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對這一重大問題最初的自覺意識，為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准備。其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是這裡已經有了中國搞社會主義要有自己“特點”的要求，這是后來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的雛形﹔二是這裡已經有了要對“蘇聯模式”進行反思的要求，這是后來走出“蘇聯模式”束縛的前導﹔三是這裡已經有了“第二次結合”的要求，這是后來提出“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基礎。
八大實際上考慮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第一步，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初步實現工業化﹔第二步，再用幾十年時間接近或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號召團結一切可團結的力量，搞好建設，對人類有所貢獻，不然就會被開除“球籍”。（《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89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論十大關系》初步分析了中國社會主義和建設的十個涉及全局的重大關系，為搞清楚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開了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好頭。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建設社會主義奠定了基礎，開辟了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如何走出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道，是一個嶄新的課題，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