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王语行：孔子的

　　王语行：作家，中国文化者。生长于鲁南，现居于重庆。撰有《胡兰成：人如》《吴芳吉年谱》《闲情与遐思》，整理、注疏《孟子》《李延平集》，编有中外诗选《绝妙好诗二百首》。

　　去年夏天，我到徐州，访华夏传统文化学校，与负责教务的李玉云女士长聊两三个小时。问及学校所开课程，惊讶的是，竟没有教《论语》。李女士说，《论语》近禅，无可无不可之处甚多，会让学生无所适从。

　　初听不以为然，而后细思，又觉得有道理。读书如服药，每个人受病不同，所读之书亦应有异，所谓标准教科书，不过是划一的无奈。譬如近年流行读诵《规》，其奠定基础自有作用，但若视为包治百病的良药，则未免太高估。一个孩子原本拘谨内向，再让他背《规》这样强调规矩和礼数的书，岂非加重负担，为人师者又何忍？须知，经典不是负担，不是禁忌，而是智慧，是，是和发展的垫脚石。

　　《论语》为语录体，是孔子在不同情境与、时人的谈话录。话语是敞开的，也是不确定的，加之华夏文化的虚虚实实，《论语》遂游移于“有”和“无”之间、“实”与“虚”之际，真要读懂，确非易事。

　　孔子之时，礼崩乐坏，无法。以孔子之才智，做一个纵横捭阖之士，顺人主之情，说国主以利，他老人家怎会落到“累累若丧家之狗”的狼狈地步？偏要说个“仁”字，这难道是孟子所赞的“圣之时者”？“圣之时者”不应该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变通与灵活吗？依今日成的标准衡量孔子，他大概也比不过王阳明、曾国藩，无他，夫子没能建立事功。

　　不愿投机，不做投机主义者，这是所有伟大人物的共通处。投机主义者往往“趋时”，容易得到时代的和赞赏，但没有面对历史的。

　　春秋，人主欲求无非土地和人口，而孔子的对策却是“仁者爱人”，真是南辕北辙，不见用于亦在情理中。

　　但孔子是历史的知己。他五十而知，此为何？为天地立心，为华夏文化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出礼乐文明的人景。他知道，自己将为这个时代所不容，但可以超越时代，直接与天地、历史相贯通。

　　孔子殁后近三百年，不学无文的汉天子刘邦以“太牢”之祭拜孔庙，自此夫子之学得到历史承认。刘邦生在沛地，有楚风的浸润，但亦有鲁文化影响，沛地离曲阜不过一百五十公里。刘邦讨厌儒生，但对百姓爱之以“仁”，对诸将用之以“义”，对张良待之以“礼”，真如《论语》所言，其人“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孔子的“知”，是知历史之大势，也是对进行历史定位。时已知，位已定，心自然安定，如在晨雾中渐渐显露出清晰的标，此时，我只需踏上我应走的。

　　孔子有过挫折，有败，但仍爱悦这，仍确信礼乐文明必将生发出华夏文化的灿美之花。这是夫子的“中”，智者的无情绪和仁者的当下安然。

　　受阻，不无失意，随口发句牢骚：“大道不行，我想坐船到海外，子或许能跟我去吧？”子听说，很高兴。孔子却说：“仲由比我有勇气，他是可以跟我去，可去哪里找做船的大木头呢？”

　　这是孔子幽默和达观，他不过发发牢骚，想出国，但没船可坐呀——其实我哪里也不想去，我之就在此地、此时。

　　孔子回应了对他的，“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摇动中华灵命的木铎，接续微弱的道脉，迷狂的时代，声动天地，响应。

　　正是了“时”，确定了“位”，触得了“中”，孔子才能“应”与历史之机，承担起自己的。也正因如此，孔子才是自在的，“不忘其忧，不改其乐”，始终意兴扬扬，把失意的叹息变成删定诗书的动力，把周游列国的颠簸变成行为艺术的张扬与美感。

　　一旦证得“时位中应”的精义，在孔子那里，没有失败，没有，只有怀抱未来的洒然与豁达，他相信，历史的大信正在徐徐展开，犹如冰雪消融之际，春风吹过沂水，荡起层层不绝的涟漪……（此为《闻风相悦读》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