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击|一家方舱医院是如何运转起来的
一次采访，多次被电话打断。2月22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一间办公室内，该院党委副书记、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院长孙晖表示，这两天终于可以在办公室睡几个小时了。右手侧的手台不时传来方舱内医务人员的对话，他侧耳倾听，却并不回复。
“管理有层级，如果干预多了，反而不好。”孙晖表示。2月5日晚，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开始接收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第一天收了640多人，第二天收了400多人，第三天收了200人。截至目前，这个方舱医院在武汉市累计收治患者最多，累计出院患者最多，现有核酸检测人员最多，并已经出现床等病人的情况。”
医院迅速运转起来了
2月初，为破解武汉新冠肺炎患者的“堰塞湖”难题，将轻症患者集中收治的方舱医院很快由提议转化为现实。一大批人临危受命，孙晖是其中一个。
36个小时内，孙晖的身份切换为全面负责方舱医院运转的总负责人，既要密切关注方舱改造，也要提出一系列流程、岗位、文书等制度，确保来自五湖四海的医务人员能够迅速明确职责、投入救治。
方舱内的医务人员一部分来自武汉协和医院，另一部分来自海南、山西、河南、广西等地，医院等级、专业、生活习惯不同，但初入方舱的感受却很一致：工作条件较差，院感防护设施匮乏，通信手段难以满足方舱内需要，甚至连厕所都没有。
第一次见到医疗队员时，孙晖首先是道歉：“请原谅，我不能征求大家的意见。在战时的状态下，只能采取武断的办法。大家觉得不对可以私下跟我说，根据现实予以流程再造，但不能拒不执行。”
几乎没有人发出抱怨，在“粗糙”的流程设计下迅速展开工作。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总住院医师、武汉协和医院血管外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杨超回忆，第一天收治患者，在方舱里待了12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往返穿梭于各个医疗小组间，介绍身份、相互认识，回答各种关于工作流程的疑问，核实患者的基本信息。与此同时，病历书写、抗病毒对症治疗、中医药治疗、心理疏导贯穿其中，CT检查、核酸检测、血液生化检查也开足马力。
逐步实现精细化管理
方舱医院的目标是集中医疗资源救治轻症患者，同时将重症及可能出现重症的患者及时筛选出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确保其获得对应的治疗。
尽管在轻症、重症的判定上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但很多患者直接由社区机构转送过来，在标准把握上存在差异，导致部分重症患者也被送到方舱。开舱第一天，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通过筛查，总计外送出了60多位重症患者。“其中一位，刚到救护车上就出现心脏骤停，立马进行了心肺复苏。”杨超说。
一些患者在方舱内病情出现变化，由轻症转为重症。对这些患者，方舱医院则要准备好重症监护和救治手段，保持跟舱外的沟通顺畅，及时将出现重症或可能出现重症的患者转送出去。在轻症患者当中，个别患者存在心理或精神上的情况，出现应激反应，影响了医疗秩序；还有患者患有较为严重的基础疾病，方舱医院难以解决。对此，也都要有相应的工作方案。
与此同时，一项项医疗流程从1.0版升级到2.0版、3.0版。比如，对CT的判读，不同的医生可能读出有差异的结果，要召集医疗小组长，统一标准，落实二级医生审核的制度。在病历书写和病程记录过程中，护目镜出现水雾会造成困难，要在统一书写要求、鼓励各显神通的同时，建立病区质量控制制度。在药品配送上，将方舱的信息系统连入武汉协和医院的信息系统，落实药师网络审核制度。
这些不断优化的工作指向了方舱内患者的精细化管理。“比如，一位有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史的患者，一开始用了布洛芬，效果不好。方舱内的值班医生经过与方舱外的临床药师沟通，对用药进行调整，较好保证了患者的治疗。”杨超表示。
实现了小社会的运作
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的住院人数一度达到1539名，到了2月23日，已经下降到1400人左右。其中，800多名患者已经核酸检测阴性，其中很大一部分按照医生判断可以出院。在正常的医疗机构，这些患者经医生开出出院单后，即可办理手续回归家庭。但在方舱医院里，患者能否及时出院还受检查能力，以及舱外协同配合的影响。
“患者出院需经肺部影像学检测，显示炎症明显吸收。”杨超表示，由于CT检查能力有限，存在患者排队等待的情况。“我们会尽量优先考虑那些已经明显可以出院的患者，由此缩短他们在方舱内的时间。”
就算患者顺利完成了CT检查、相隔1天的两次核酸检测，也须等待方舱医院与社区的对接。对某些确诊病人多、人力有限的社区而言，按照要求及时派出车辆前来接人并送往隔离点继续隔离14天，并不容易做到。
“这就像计划经济时代，要先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急需的患者身上。”孙晖在管理方舱医院的过程中，也找到了社区管理的感觉。“方舱内建立了医患党支部、志愿者团队，与医务人员一起实现了小社会的运作，在厕所管理、垃圾清扫、饮食发放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健康报首席记者 叶龙杰 特约记者 涂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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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梦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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