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传统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迎来了第33个教师节。习总曾指出，中华民族就有重教、崇智尚学的优良传统。在古代，孔子被推崇为“大成至圣先师”，还被誉为“师表”。韩愈说：“师者，所以授业解惑也。”教师，是知识和文化的者，是人之、灵魂和生命的塑造者。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就有着的思想、的礼仪、的习俗以及人们为什么的论述，我们从中可以一窥中国古代的传统。本期讲坛特别邀请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徐梓教授为此撰文，讲述中国文化的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的传统，但这一传统并不始于孔子。作为教师“祖师爷”的孔子，他没有“”人们，而是孜孜矻矻像他一再所说的那样，以身作则，以己示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热爱学生，无隐。孔子的所作所为，无愧于“师表”的尊号，他的人格、好学的、博通的学识，不仅赢得了学生的敬佩和爱戴，而且赢得了全社会和后世的尊重和礼敬。
战国末期的荀子，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率先做了集中地论述。他将“师”与天、地、君、亲并列，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天地君亲师”的序列。在他看来，天地是的根本，祖先是种族的根本，君师是的根本。缺少了这三者之一，就不会有社会的秩序、人民的安宁，更谈不上生活的幸福。所以，礼仪就是用来敬祀天地、尊重祖先、推崇君师的，是用来树立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和权威的。
高度礼法的荀子，认为教师是礼法的守望者。在他看来，教师是用来正确阐明、校正礼法的，没有教师，就不懂得礼法。教师，刚愎自用，就好像让瞎子来辨别颜色、让聋子来分辨声音，除了妄为之外，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学习就是要学习礼法，但如果没有师教，不懂得礼法，即便有其他能力，也只能是偏离正道，流于匪辟。所以，人要是没有教师、不懂，如果有智慧，就一定会偷窃；如果勇敢，就一定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一定会作乱；如果明察，就一定会多奇谈怪论；如果善辩，就一定会大言欺诈。相反，人要是有了教师、懂了，如果有智慧，就会通达事理；如果勇敢，就会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会成功；如果明察，就能理解一切；如果善辩，就能论断。所以有教师、在教师的引导下懂，是人立身处世的法宝；没有教师、不懂，就必然遭致灾难和。
正因为教师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这般重要的地位，所以在荀子看来，是否尊重教师，是一个国家兴盛的晴雨表。“国将兴，心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国家将要兴盛的时候，一定尊敬教师；尊敬教师，就能保持。国家将要衰微的时候，一定教师；教师，人就会有放肆；人有了放肆，就会。
先秦诸子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观点冲突，相互争鸣，但在这个问题上，却难得的一致。的《经》说：“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墨家的《墨子》也说：“夫为，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法家的《管子》中，收录有《职》一篇，详细地了学生对教师各方面的态度和服侍的礼仪。杂家的《吕氏春秋》，有专门的《》一章，强调“疾学在于。则言信矣，道论矣。”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都是义务，是，即使贵为天子也不例外。“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必尽力以。不尽力，命之日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之人，贤主弗内之于朝，君子不与交友。”《吕氏春秋》不仅说明了的必要，而且指出了的具体方法。在我看来，“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所以也”。除了对教师讲礼貌、生活上细心照顾和周到地服侍之外，学生能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虚心求教，就是对教师最大的尊敬。
先秦以降，历代教师、的格言名论不乏。如扬雄的“务学不如务求师”、王符的“人不可以不就师”、葛洪的“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太公家教》的“事师，敬同于父，习其道也，学其言语。……无境外之交，有束脩之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李觏的“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王卓的“人冀子孙贤，而其师，犹欲养身而反损其衣食也”等，都足以令人，懂得教师的可贵和可敬。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表现了中国人对于穹苍、大地的，对于国家、的，对于父母、的深情；表现了中国人敬天法地、孝亲顺长、忠君爱国、重教的价值取向。它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旧时在我国民间，民居厅堂正中壁上或神龛上，往往在黑色木牌上用金字漆书或用大幅红纸写有这五个字，也有的装裱成卷轴悬挂。有的还在香火牌位或两旁，挂上一幅“天高地厚君恩重，祖德功师范长”的对联，说明“天地君亲师”的必要，以引起人们的。
学者们一般把“天地君亲师”的起源，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荀子》。实际上，在一般认为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国语》中，这样的说法即已显露端倪。《晋语》中说：“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这里只提到了君、父、师，而没有涉及天和地。注重天人关系、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的荀子，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天和地，形成了“天地君亲师”的完整要素。
对“天地君亲师”的，在西汉时期已经非常普遍，并得到了的广泛认同。成书于东汉的《太平经》更进一步，不只是分别说明天、地、君、亲、师的重要，而是将这五者并列在一起，最早将“天地君父师”五个字整齐地排序，构成了后世敬奉的“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雏形。
明末刘周在《人谱类记》中说：“王文康公父训诲童蒙，必尽心力，修脯不计。每与同辈论师道曰：‘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师位何等尊重？后生以师事我，则终身成败，俱我任之。若不尽心竭力，误人子弟，与庸医等罪。’”这里的王文康公，即寇准的女婿、宋仁时的宰相、枢秘使王曙。这也就是说，早在北宋初年，“天地君亲师”的并列排序就已经出现了。
“天地君亲师”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开来，成为人们祭祀的对象，应该是在明朝中后期。在明末清初时期，“天地君亲师五字为里巷常谈”，在民间已经十分风行了。清朝初年的石成金在《传家宝》中这样叮咛人们：“天地君亲师此五件，都该感激，都该设牌位早晚焚香叩谢。切不可懈怠，做个忘恩负义的人。”
在“天地君亲师”的序列中，“师”的地位最为微妙，它不仅忝列末席，而且经常受到人们尤其是文人学者有意无意地冷落。雍正即位后，发布上谕说：“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又赖师教以明。”雍正的这道上谕，以帝王之尊和国家的权威，第一次明确确立了“天地君亲师”的地位；针对这一序列中原本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对“师”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新的诠释，从而为“师”在这一香火牌位上、与“天地君亲”并列齐观，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性。从此以后，在民间祭祀“天地君亲师”的风气非常兴盛，乃至出现了“俗以天地君亲师合祀，比户皆然”情形。对师的，这时可以说达到了极致。
辛亥之后，被废除了，社会上不再有“君”，民间便用“国”取代了“君”，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教师我”为由，在变化了的新时代依然传统的价值体系。一些新的代表人物如蔡仁厚先生认为，国家是一个组织，不宜作为敬祀的对象，而“天地是生命的本始，袓先是个体生命的本始，圣贤是文化生命的本始”，所以代之以“圣”。他在自己家里，安置了“天地圣亲师”的神位，并撰写了一幅“天生地养，盛德广大；圣道师教，亲恩绵长”的联语，再摆上一个小香炉和一对烛台，以便朔望节日上香行礼。通过这种方式，来践行“祭天地、祭祖先、祭圣贤”的“三祭”之礼，满足自己内在生命“报本返始”的要求。
全社会都祭祀天地君亲师，学校对师的祭祀崇奉就更加严谨。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学，从唐代起，都建有祭祀孔子的孔庙，或者称夫子庙、宣尼庙、宣圣庙、圣庙、文宣王庙、宣王庙、至圣庙等。从府州县学到国子监，因学修庙，即庙建学，学庙合一，或者左庙右学，或者前庙后学，学校因此被称为庙学。读孔子的书，感戴孔子，通过祭祀向他表示礼敬，是古代官学普遍的做法，而具体做法就是释奠和释菜。
所谓的释奠，是指将爵放置在神前祭祀，用以表达对先师的和追思。根据《礼记·文王世子》的说法，释奠是学校在春季对先师的祭祀，秋冬时期也往往举行。新建立一所学校，用释奠礼祭祀“先圣”和“先师”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先圣是指周公，先师是指孔子。汉魏时期，一般是合祭周、孔。唐太时，房玄龄等提出，周公固然是，但学校应该祭祀孔子。这一提议得到唐太的首肯，于是释奠礼成为专门祭祀孔子的典礼。每年春秋两季，各府、县的主要官员，都要到文庙行“释奠”礼。释奠是一种颇为盛大的典礼，要有币帛，要有乐舞。只有当国家有重大变故的时候，举行释奠礼才不用乐舞。
释菜也是学校举行的一种礼敬先师的典礼。古人初入学时，要行释菜礼；经过考试，有机会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成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秀才，也要到文庙行释菜礼。学校校址迁移、新学年开学等，也往往举行此礼。释菜不用牲劳币帛，是一种较为简便易行的礼仪。清朝时，释菜仅具菜、枣、栗三种祭品，各置豆内，祭祀时上香献爵。有时为了以示，行礼时也祭文。
释奠和释菜，最初都是用来对孔子表示礼敬的，由于孔子与教师的深切关系，后来逐步演变为对教师表示礼敬的方式。释奠和释菜都属于祭礼的一种，但它既不是用来祭祀掌握人生祸福命运的自然神，也不是用来祭祀与自己有血缘亲密关系的祖先，而是表达对知识的尊重，对教师的礼敬，对“先师”孔子的追思。
如果说，的思想观念和祭祀礼仪，还只是对于营造全社会的氛围有利的话，那么，传统的民风民俗，则将切实落实在了日常生活中。
古代入学礼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举行的仪式。第一次到私塾进学从师，贽见礼是必不可少的，一些地方俗称“拜见”。所谓“子弟入塾，例必具贽见之仪。”学童第一天入塾，按传统习俗，先向孔子神位，后跪拜塾师，并献上“贽敬”。用作“贽敬”的有的是银钱，有的则是各式各样的礼物。如南方一些地区，是所谓的六礼，即寓意勤奋好学的芹菜、苦心教育的莲子、红运高照的红豆、功德的桂圆和表达心意的干瘦肉条。
无论是私塾还是家塾，在每年特定的节令，或者一学年开始或结束、或者学塾开办或关闭的时候，东家往往会向塾师致送银钱或礼物，以表示对塾师的礼敬，这就是所谓的“节敬”。节令的确定，主要依照我国传统的节日，但各时代或地区也有差别。有的是清明、夏至、端午、七月望、中秋、十月朔、冬至七节，有的是清明、端节、七夕和重阳四节，更多最重视的是三节两寿。“三节”是指端午节、中秋节、年节，“两寿”则是指孔子诞辰日和塾师生日。义塾的束修，通常由义塾的创办者统一备办，但遇到节令，则随各家情形，不作具体，所谓“若节间酒果之仪，或有或无，各随其便。”有的义学，遇到节令或先生生日，学生要向先生揖拜，以示礼敬。
有必要特别说说冬至。在中国众多的传统节日中，冬至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节日。冬至之后，白天渐长，古人认为是阳气初动，所以把这天看作是一阳之首。古代这时是一学年的结束，如果东家和塾师没有续约明年，这时便是两人关系的结束之日。也有不少塾师和东家在这天续约，在过剩的师资资源和相对短缺的教师职位发生矛盾时，给教师以承诺、让其来年的生计有着落，这显然是一份大礼。
在我国北方地区，往往在冬至这一天，向教师表示礼敬。或者说，在冬至日，向教师表示礼敬，是这一节日的重要内容。这一天，北方很多地区，要像孔子生日那样，举行释菜，教师带领学生向孔子行礼。奠献结束后，要拜谢先生，最后是同学之间互拜。这称之为拜冬。冬至的庆贺，更多的是酒肉吃喝，也就是所谓的“同学醵资宴师，停读数日，以为娱乐”：“冬至，塾中祀先师毕，设酒席敬先生。合邑皆然。”“生徒诣馆师叩贺，作酒馔邀宴。”“冬至日，名小年节，祀始祖。学校祭先师，生徒皆向师叩贺，馆东邀师宴。”有一些地区，这天也被称之为豆腐节，有的地方则以吃馄饨为主。在旧时各种资源尤其是生活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势下，这天吃肉喝酒，改善教师的饮食，无疑是对教师表达谢意的一种良好方式，也是对教师工作的肯定和激励。
古人之所以，而且代代相传，形成传统，首先是对教师职业的尊重。一个家族要子孙后代永远保持并发扬光大已有的家财产业和社会地位，实现保家亢，关键是人才。而教育是培养、培植人才的唯一途径。所以，很多家训中，都有《劝力学》的篇章：“子弟不可不学，不学则无以知礼义，非礼则无以保。岂独是哉，人能知学，贱者可使之贵，苟不知学，贵者反为之贱矣。是以学之于人，其利甚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举天下之业，皆无及也。”接受教育、为学读书被看作是知礼的关键所在，被看作是保的关键所在，被看作是天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所以，“光耀祖，端赖读书。”
而为学和读书离不开教师。古人有这样一种观念，即教师对于一个人赖以安身立命和处世的才、德有造就培育之功。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和栽培。“人之子弟，所藉以承先启后，关系甚大。”因此，教师的工作就不再是一桩简单的事情，而是事关他人前途和家族命运的神圣事业。所以，教师的教养与父母的生养，具有同等的意义。学生对教师自称，教师被称为“”，社会上流传着“德业之师，以父道事之”，“师徒如父子”，甚至“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就肇端于此。
其次是对教师德业的尊重。教师从事的是传授知识的工作，一个基本的条件是要有一定的学识。一个“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莫对”的人，是难以胜任教师职位的。此外，教师还必须以身作则，以己示范，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会之道。这样的教学目标，决定教师既要为人师，也要做经师，教书与育人的双重不可或缺。既要“行谊谨厚”、“立品端正”、“品行端方”、“敦品励行”，也要“才华擅长”、“熟习”、“学问通彻”、“文义通晓”，总结为一点，就是要“经明行修”、“品端学粹”、“品学并称”、“文行并美”的说法，或者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因此，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必须是学生乃至行事的榜样，视听言动的模范。“师，所以模范者也。”“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材力，各俾造就。”师模或师范的意义，就在于他直接影响了学生，甚至铸就了学生。“为师者，之所效法。其师方正严毅，则子弟必多谨饬；其师轻扬佻达，则子弟必多狂诞。”教师只有自己具有了良好的品格和风范，才有可能把学生塑造成“圣贤的坯璞”，完成教育的。
教师作为古代乡村的知识，他是当地的知识精英。人们按照知识精英的标准来看待他，他也以知识精英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自觉主动地承担作为一个知识精英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乡村社会，教师除了教学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几乎所有和知识有关的社会工作，比如，为别人的孩子起名命字；为人撰写墓表、墓志铭；逢年过节为别人拟撰并书写对联；帮助本族甚至其他族编修家谱；甚至观天文、查地理，为亲邻占卜吉凶、推算人生命理、看相、堪舆，等等。
在文化中，知识和之间有着难以离析的关系，传统的学问往往具有极为厚重的伦理色彩。在这种情形下，一般说来，“学优者德厚，学浅者德薄。”所以，乡民不仅把教师当作知识精英，而且也当作师表来看待，很多教师自己也按照师表来要求自己。正像学者王尔敏先生所说，除了自己谨学慎行、严肃自律、循规蹈矩、躬自践履之外，很多教师还乡民，规过，落实礼仪，维系社会风习。他们既是一个村落中的知识精英，也是一方秩序的人，是“乡曲之导师，地方之柱石，一方文教重镇”。如果说“村塾所在，即为一方儒学中权、推动据点”，那么，塾师便是其中的关键。所谓“学校为观摩之地，绅士乃所先。惟闭户潜修，立品敦行，庶可表率四民，仪型乡里。”
由于具有知识精英和师表的双重身份，塾师虽然久居乡村，生平行迹，可能不出四五家烟村，甚至贫寒困顿，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但“乡邦群黎依望，已崇若嵩岳，戴为一方文，奉为当代圣贤”，在乡村社会中享有极高的。
最后，是对教师所代表的“道”的尊重。自唐代韩愈的《师说》之后，“、授业、解惑”就成了教师的职责所在。人们对授业、解惑的认识较为一致，这就是授知识之业、为学之方，解偏弊之惑、不解之疑。但传的是什么道呢？有人解说是为人之道，也就是的道理，或者说，就是要教人懂得怎样才算是一个品德的人，教人懂得并自觉努力成为一个品德的人。在我们看来，当然包括了之道，但绝不仅限于之道，它有比之道更加深广的意蕴和丰厚的内涵。
《性理字训》中，有两次解说“道”。在《造化·第一》中，有“形而上者，无声无臭，是之谓道。”相对于“有方有体”、形而下的“器”而言，“道”看不见、摸不着，这说的是“道”的特质，而不是“道”的内容。在《情性·第二》中，这样解说“道”：“事物，当然之理，公平广大，人所共由，是之谓道；道之界辨，精密有条，各止其所，确然不易，是之谓理；道得于心，蕴而不失，是之谓德；道著于事，积而有成，是之谓业。”这里，“道”与理、德、业并举，可见它不局限于“”一途。有鉴于此，我们认为，韩愈所谓的道，既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思想学说，又指他们递相传承的脉络和系统本身。综合而来，所谓的道就是之道，就是的传统，或者说，就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谓的，就是人们常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开太平”。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教师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强调建立国家、治理百姓，要把教育放在优先的地位，在、移风易俗上下功夫。这也就是说，理政也一定要通过教育的途径，采用教育的方法。而教学的实施者是教师，教育工作需要教师来实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只有教师被尊重，教师所承载的“道”才会被尊重；只有“道”被尊重，才会敬学向学。“”往往和“重教”、“重道”关联，组成重教或重道的句式，原因即在于此。
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是重学、重道的表现，只有在重教的社会风气中，在重道的文化氛围里，“教”的实施者和“道”的守护者的价值才能凸显，才能赢得的理解和。另一方面，也使得我们的民族更加笃育，相育能够改变命运，读书能够优化素质，提升境界，这进一步促进了全社会的向学之风；也强化了整个民族对自己文化的认同，并满怀温情和，自觉地守护和。
当然，我们也不必忌讳，而且必须指出，的片面化和极端化，也对我们民族及其文化具有负面影响。比如，在的旗帜下，强调对家法的继承，对的恪守，不许学生自出机杼，标新立异，更严厉禁绝大逆不道的另立门户。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了后人之，之思想，对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起了一定的阻滞作用。
作者简介：本名徐勇，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元代书院研究》《中华蒙学读物通论》《中华文化通志·家范志》《现代史学意识与传统教育研究》《从黄帝到崇祯——〈二十四史〉》等多部，主编《历史》《国学》《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等中小学教材多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等课题多项。所讲授的“中国传统启蒙教育”，2014年4月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