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引热妇产门诊 35岁以上咨询者增加

　　“受国家放开全面二孩政策驱动，近来我们医院咨询取环的女性增多，尤以35岁以上妇女增幅明显。”日前，妇幼保健院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11月12日，该产科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好在取环半年、来过两三次正常后再受孕，这样才相对科学安全。

　　12日上午，记者在银川市妇幼保健院看到，门诊手术室外的候诊椅上坐满了等待就诊的妇女。“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说将全面放开二孩后，挂计划生育科的人明显增多。上周到我们医院取环的女性就达18人，比平时增加30%。”该院门诊手术室工作人员说。在自治区多家医院，前来咨询取环的妇女比平时都有不同程度增加。记者了解到，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往每月的取环量约30人，二孩政策放开的消息发布后，不仅每天都有很多人咨询，近两天取环的女性就有10人左右。

　　“取出节育环后，千万别急着怀孕，一定要先调养好身体。”妇幼保健院产科副主任说，取环跟放环都属于门诊小手术，但从专业角度来说，要想取环必须先调养好身体，确定身体无碍时再取;取环之后也不能急着怀孕，要充分恢复，取环后如果出血情况比较严重，还应推迟受孕时间。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这是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人口政策的重大转变。管理层之所以在“单独二孩”实施仅两年后，就再次推出了覆盖面更大的“全面二孩”政策，就是基于我国当前的生育率和人口形势情况严峻，人口形势转变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已经不能再小视。

　　2013年11月，“单独二孩”在全国范围实施。本来预计，每年将增加约200万人口，但政策实施效果欠佳，2014年出生人口仅增加47万。“单独二孩”遇冷，乃经济社会形势发生转变的必然结果。

　　首先，我国已进入产能过剩的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成为效率的代名词，居民在社会立足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智力投资上升。但人口生产的经济和机会成本(如怀孕、生产、哺乳、教育、就业等)大幅度增加且仍然基本由家庭承担。

　　同时，我国城市化率已达53%，社会化养老开始取代传统的子女赡养。在现有养老保障无法“覆盖完整、运行有效”的情况下，养老必须靠“年壮储蓄、年老消费”。同时，尽管近5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但“三农”市场化进程加快，食物基本靠市场，种植和养殖仅限于经济作物，农民忙时在农村、闲时在城市，城乡连接非常紧密，农村妇女生育率也迅速下降。总之，人口生产的成本和收益非常不平衡。

　　这是“单独二孩”遇冷以及1996年后生育率(1.8-1.6)一直低于替代率(2.1-2.2)的原因。事实上，低生育率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全球共性。二战后，全球进入长时间的和平与经济繁荣期，世界人口从30亿增长至70亿，但增速从1970年前的2%左右，逐步下降至1970年后的1%左右(70年代恰好是发达国家高增长结束点)。联合国数据表明，将1950至2015年划为四个时段，全球及主要国家生育率都呈现台阶式下降，中国、印度、越南、韩国下滑明显，2010至2015年的生育率不及高峰时的40%。

　　从生产要素角度看，人口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变量。我国之所以如此看重人口形势变化对于经济的影响，就在于建国后的三次“婴儿潮”使经济短期内享受到了低成本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但以来，人口形势开始逆转，老龄化、少子化、低生育率、劳动人口减少等形成叠加之势，不仅人口红利难持续，老龄化、少子化给社会内需构建、经济转型和财政造成巨大压力。

　　应当看到，即便目前松绑计划生育，对劳动力贡献的作用也将是约20年以后的事情，对当前经济增长益处不大。另外，“单独二孩”遇冷和服务业发展，意味着人口政策对生育率影响式微。因此，当下为关键的是，我国社会应借助“全面二孩”引发的对人口、生育率、生育权的关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实现从物质资本战略向人力资本战略转变。也就是说，即便劳动人口减少，但社会应借助劳动力素质提升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人口红利对于“中国模式”的贡献，事实上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农业劳动力长期维持无限供给，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超低定价，在其与资本结合后，在长期内并未出现资本报酬递减，并将“刘易斯拐点”推后。但进入21世纪后，计划生育影响叠加产业转型，人口形势逆转，农民工工资与农业雇工工资接近，“刘易斯拐点”出现。2004年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贡献降至10%以下，经济增长更倚靠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