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知青

　　1，我是一名知青，1975年6月19号下乡插队到的蔚县常宁。我们这一批下乡知识青年下乡并不主动，是经过了父亲所在单位的多次动员才去的，下乡的目的也十分清楚，就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在农村锻炼个三二年再返城。因为那时候年轻人就业已经比较困难了，想进个国营单位上班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下乡是曲线进厂的一个可行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老三届的那些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英勇，没有他们去的壮烈，走的豪情。也没有经历过多少艰苦的，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青。但是，我们还是拥有了知青这一光荣称号，实实在在的在农村生活劳动了几年，接触和认识了当地的农民群众，逐步认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逐步认识了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的真正。我们下乡插队的村子全称是蔚县常宁东店大队，村子坐落在小五台上北的一片河滩地带，一抬头就能看见小五台山上的巍峨剪景，全村有400来户人口，西有少量的水田，东有在河沟土岗上下的沙土地，标志性的风景就是村中央老戏台后面的两颗古松。东店村分为老宅和南庄两个部分，老宅属于旧部落，住宅人口较多，大队办公室就设在老宅的一座废弃的里，有一条土直通到戏台前面的广场，南庄得从戏台顺着河滩往东，走到一条通往小五台林场的公再往南一折就到了，住宅区域在公东。我们的知青点就在南庄。我们的知青点是大队专门给知青盖的一个行宫，从西门口进院，院子是方方正正，靠北一溜八间正房，墙是土坯垒的，房顶上也没有瓦，但是全部是白灰抹面，新打的门窗，加上地基处漫着青色的石阶，倒也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此外就是靠东墙有个专门用来储存的煤房，靠西南角有个厕所。考虑到城市人的习惯是男女分开的那种。为什么大队说给我们盖的住宅叫行宫呢？人家也说了，知道你们也住不久，锻炼二年就会抽调返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县里每年都会有知青抽调的指标分配下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在农村的锻炼，光荣地返城。我觉得知青下乡插队的意义有点类似于国家组织的援藏干部，给农村带去城市里的信息和观念，也让青年人体验一下农村的艰苦生活，不忘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我们去农村的时候就接受了父母的，千万不要在农村搞对象。和农村人搞了对象就意味着你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干，再无抽调返城的可能。所以知青们到农村是避免发生男女感情的，即使有男女的恋情也是发生在一同下乡的知青之中。我们村的知青小组里仅有一对搞对象的，男的叫孙绍山，女的叫康雪英。他们比我们早去了一年，共有三个男的七个女的，年龄和我们相仿。我们这一批5个人，全部是男性。按说也是可以找对象的，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现在想一想大概是由于性格不大合适，人员的经常流动。我们去的75年底就有知青抽调走的，第一个走的是萧唤生，他去了庞家堡矿，据说他父亲就是庞家堡矿的一名干部。也算是父业去了。如果萧唤生不走小组里一定会有知青婚姻的事情，他在村里当民办教师，穿的干净，人也白净，细高挑的身材，加上干部家庭的背景，在我们小组里就搞了两个女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周，俩人住一间宿舍，却被萧唤生玩了个严严实实，都不知道萧同时和她们俩搞对象，最后还是萧唤生自己不愿意隐瞒了，当着俩人面公布了实情，并调宣布他已经爱上了另一村的另一位女生。多不是东西呀！不过也好，除了孙绍山和康雪英这对早以坐稳了的恋人，小组里再没有发生过恋情。萧唤生抽调走了后，县里又有知青抽调指标，大约是76年的春季，孙绍山，温桂英，等几名小组知青踏上了返城的程。他们大多在农村待了不到三年，就抽调回城了，分配的地位有宣钢，工程，水泥厂等，算是完成了下乡‘镀金’的过程。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一批和前面两次抽调剩下的，1976年，逝世后我们一下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县里年年发放的知青经费没有了，大队对知青的一些优惠待遇陆续取消了，社会上也有了否定知青下乡的议论，我们知青小组的生活陷入了冬天没煤取暖，大队不给供电，知青小组无粮的困境。1，我是一名知青，1975年6月19号下乡插队到的蔚县常宁。我们这一批下乡知识青年下乡并不主动，是经过了父亲所在单位的多次动员才去的，下乡的目的也十分清楚，就是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在农村锻炼个三二年再返城。因为那时候年轻人就业已经比较困难了，想进个国营单位上班几乎没有什么可能。下乡是曲线进厂的一个可行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老三届的那些知青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英勇，没有他们去的壮烈，走的豪情。也没有经历过多少艰苦的，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青。但是，我们还是拥有了知青这一光荣称号，实实在在的在农村生活劳动了几年，接触和认识了当地的农民群众，逐步认识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逐步认识了知识青年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的真正。我们下乡插队的村子全称是蔚县常宁东店大队，村子坐落在小五台上北的一片河滩地带，一抬头就能看见小五台山上的巍峨剪景，全村有400来户人口，西有少量的水田，东有在河沟土岗上下的沙土地，标志性的风景就是村中央老戏台后面的两颗古松。东店村分为老宅和南庄两个部分，老宅属于旧部落，住宅人口较多，大队办公室就设在老宅的一座废弃的里，有一条土直通到戏台前面的广场，南庄得从戏台顺着河滩往东，走到一条通往小五台林场的公再往南一折就到了，住宅区域在公东。我们的知青点就在南庄。我们的知青点是大队专门给知青盖的一个行宫，从西门口进院，院子是方方正正，靠北一溜八间正房，墙是土坯垒的，房顶上也没有瓦，但是全部是白灰抹面，新打的门窗，加上地基处漫着青色的石阶，倒也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此外就是靠东墙有个专门用来储存的煤房，靠西南角有个厕所。考虑到城市人的习惯是男女分开的那种。为什么大队说给我们盖的住宅叫行宫呢？人家也说了，知道你们也住不久，锻炼二年就会抽调返城。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县里每年都会有知青抽调的指标分配下来，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结束了在农村的锻炼，光荣地返城。我觉得知青下乡插队的意义有点类似于国家组织的援藏干部，给农村带去城市里的信息和观念，也让青年人体验一下农村的艰苦生活，不忘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我们去农村的时候就接受了父母的，千万不要在农村搞对象。和农村人搞了对象就意味着你要一辈子扎根农村干，再无抽调返城的可能。所以知青们到农村是避免发生男女感情的，即使有男女的恋情也是发生在一同下乡的知青之中。我们村的知青小组里仅有一对搞对象的，男的叫孙绍山，女的叫康雪英。他们比我们早去了一年，共有三个男的七个女的，年龄和我们相仿。我们这一批5个人，全部是男性。按说也是可以找对象的，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几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现在想一想大概是由于性格不大合适，人员的经常流动。我们去的75年底就有知青抽调走的，第一个走的是萧唤生，他去了庞家堡矿，据说他父亲就是庞家堡矿的一名干部。也算是父业去了。如果萧唤生不走小组里一定会有知青婚姻的事情，他在村里当民办教师，穿的干净，人也白净，细高挑的身材，加上干部家庭的背景，在我们小组里就搞了两个女生，一个姓王，一个姓周，俩人住一间宿舍，却被萧唤生玩了个严严实实，都不知道萧同时和她们俩搞对象，最后还是萧唤生自己不愿意隐瞒了，当着俩人面公布了实情，并调宣布他已经爱上了另一村的另一位女生。多不是东西呀！不过也好，除了孙绍山和康雪英这对早以坐稳了的恋人，小组里再没有发生过恋情。萧唤生抽调走了后，县里又有知青抽调指标，大约是76年的春季，孙绍山，温桂英，等几名小组知青踏上了返城的程。他们大多在农村待了不到三年，就抽调回城了，分配的地位有宣钢，工程，水泥厂等，算是完成了下乡‘镀金’的过程。最可怜的是我们这一批和前面两次抽调剩下的，1976年，逝世后我们一下成了没人管的孩子，县里年年发放的知青经费没有了，大队对知青的一些优惠待遇陆续取消了，社会上也有了否定知青下乡的议论，我们知青小组的生活陷入了冬天没煤取暖，大队不给供电，知青小组无粮的困境。

　　2，造成我们知青小组生活陷入困境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有人对毛的上山下乡政策的提出怀疑，导致了广大的知青在农村的思想不稳定，不在参加村里的生产劳动，这就没有了工分，没有了分红。分不下口粮。二是国家也取消了对知青点的经费补助。我们知青点原来的冬季取暖用煤，小组用电等费用，都是靠国家下发的经费支付，没了经费补助知青点自然没了支付的资金，我们只好摸黑挨冻。如果说第三点还有一个大队组织支持的不够，那也是事实，知青点组长孙绍山抽调返城后一直没有选组长，有一个副组长刘健康太软，无法组织知青小组的日常活动，知青点成了一盘散沙，失去了自己解决困难的能力。一个个陆续跑回城里和父母去蹭饭吃。知青小组彻底垮掉了。在我们刚来东店的时候，是有一位大队安排的朱熹玉老头负责给知青点做饭的，知青们全部吃食堂，一天三顿饭，吃的虽然不大好，但管饱吃。知青除了下地出工不用考虑其他事情。伙食知青点还有一块大队分给的菜地，自己种菜自己吃，了蔬菜的食用，收下了还可以卖一部分，钱用做小组的其他费用。我们还养了猪，养了只宠物狗，生活快乐而简单。到了晚上还会有弹弹琴，唱唱歌，溜溜狗等娱乐活动。要不就是看电影，那时候有放映队，挨个到各村去放，今天东店明天西店，后天在常宁，知青们有精力就追着去看，虽然电影的名目不多但反复看也不腻，主要是走看电影时的心情。还有一件让知青们感兴趣的事--赶集。城里有百货商场却没有集市，每逢社员们告诉我们那有集了知青们就成群搭伙去赶集，骑着生产队的小毛驴去赶集那是件特惬意的事情，顺便还可以到其他村的知青点会会老同学，吃顿招待饭，那时候的知青都保持着大的传统，我们到那个村只要有知青点就能吃到饭，象走亲戚一样，难得的情感大放松。我们东店大队一共有七个生产队，十五个知青分到了七个生产队，与社员一起劳动。我在一队，同队的还有个知青伙伴刘绍全，他身体不太好，干活也软，队长就给他派一些浇地，换种等清闲的农活，工分和社员持平。我愿意和社员一起劳动，锄玉米，割谷子，拔麻，挖渠，起牲口圈，正如毛说的，手上起了茧子，肩上磨破了皮，脚上沾满了牛粪，心里却很高兴，看到了自己成长的历程。休息时间坐在地梗上听听老社员讲荤笑话，吸一支社员递过来的两头拧，也是很开心的。他们知青，尊重知青，也愿意帮助知青。我和队里的30多户社员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包括我们队的戴帽富农录翁。你可以说我有点阶级立场不分明，但我觉得他和社员没什么不同。他儿子养的小白兔我是超喜欢。当然，我和村干部的关系也不错，大队支书朱银宝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个没结婚的光棍后生，第二年大队换届选举就当了支书，还娶了西店村一个姑娘结婚了。我们知青都去坐了席。没想到结婚不久就中了邪，半夜里学狗叫。他父亲就找到了知青点求我们帮助。老人把病情一说谁相信呀，白天当，喇叭里做报告，晚上学狗叫老婆，世界上那会有这种事情。可是老人说是真的，还把媳妇给气的回了娘家，这忙不帮不行。看着老人的面子我叫上同屋的满，还有刘绍全当晚就去了支书家。朱银宝和他爹朱一个院，他爹住的是正房，朱银宝住东房。我们去了以后他还在大队里喊话呢，我们就先到他父亲屋里吃了饭。饭是大米饭，熬豆腐，比我们知青点伙食好。我们图的也是大爷说的管好饭管酒喝管烟卷。吃了喝了聊了，朱银宝还没回来，大爷就安排我们到朱银宝的屋里睡下了。不知道朱银宝啥时候回来的，他半夜却真把我们给惊醒了，和他父亲讲的一样，跪在炕上学狗叫，眼睛瞪着放凶光，我们谁叫他也不答应。我们谁劝他也不听，这可咋整？后来想起他爸说过了，可以打他，别就行。我们就扇他的耳光，用脚踹，还不管用就哥三个抓住他的胳膊腿往院里拽，一出屋门他‘醒’了，自己回屋睡觉去了，一夜不在，等第二天问他昨晚上的事他一无所知，就跟啥也没发生，照样去当他的。我们和大爷说了，大爷说他还会犯，要求我们继续陪朱银宝，他的理论是你们城里人福气大，能够压住朱银宝的邪。刘绍全害怕了，说啥也不去了，我和满接着陪着朱银宝，大约有一个来月，朱银宝还会夜里学狗叫，跪在炕上瞎，我们就唱歌，打他，急了把他往院里扔，最后还真把他身上的怪病给治好了。夜里不在。媳妇也敢回来和他住了。就这一件大功，朱银宝的爸爸和我有了铁交情，我啥时候去他家吃饭喝酒都是好招待。朱银宝大概也听了他爹的话，我们成了哥们弟兄。在说一个大队干部朱桓，朱桓是村里团支部，分管知青工作。他个子低，长的丑，但脑子机灵。他爱看书，经常会跟我们讲岳飞，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我也爱看书，还把家里的许多小说带到了知青点，朱桓就动员我办起了图书室，还介绍我负责给村里办黑板报。办黑板报顶出工，记工分。我在三中念书就办过板报，所以就和刘健康共同承担起了这项工作。刘健康画图，负责美术，我给写，负责编稿。黑板报很大，有四五米长，地点在大队西边，村里的供销社大院的外墙上，有新闻动态，村里风景，好事，知识青年在农村等多个栏目，每出一个新期都会围着许多社员观看，很受社员群众的欢迎。我们出版报的热情也高了，每月两期，即轻松挣了工分又受社员称赞，何乐而不为。我们一队队长朱化虎对我给大队办版报也很高兴。因为我是替生产队里挣了大队工，可以抵顶大队给生产队的下派义务费用。有知识有文化在农村就尊重，后来朱桓让我给村里画一幅地图，画地图我没画过，朱桓鼓励我试着画，我就从村西跑到村东，察看了村里的所有土地，地形地貌，建筑，径，用了有半个月画了一店村的整体地图，朱桓看了很满意，把地图挂进了大队办公室。没想到被发现了，75年11月份，把我调进了万亩黄花滩工程指挥部，我跟着水利部的重壮，小姚干起了测量，后来就留在指挥部了，负责给参加大会战的各村分任务，考核工程质量，当上了管理着几千人的‘大干部’。基建工程结束又进入了下派工作组，分到本的东沟大队，组织社员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我‘高升’了，是好事也是坏事，76年知青抽调我在工作组没有被考虑，76年以后县里再没有知青抽调活动，一下子我就又在农村多待了3年，79年底全国知青大锅端我才回城。

　　3，前面说了，我进了工作组，到了东沟大队，带领社员群众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我的身份也就不在单纯是知青，是工作组，下派干部，不能够再享受生产队的安排照顾，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组一共有四名同志，我，塔头的老张，西金河口的老陈，庄克的小姚，带队的组长是秘书胡尝。胡秘书住大队部，我们四人住进了村东头的一间破庙里，吃饭是派饭，俩人一组到社员家里去吃，一天给人家四毛二分钱。想想也真便宜，难怪社员们会穷。我在的东沟第一生产队75年日工分10分才分两毛二。我们吃他一天的饭钱将近他挣两个满工。给我们工作组员的补助是一天六毛钱，抛去吃饭四毛二还可以剩下一毛八分，富福有余可以买两盒红满天烟卷。我比老张高一等不买红满天，自己在添四分钱买黄盒的烟抽。也有不如老张的，老陈就抽烟叶，用纸两头一拧。省下的钱补贴家用。工作组和社员同劳动，我得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冬天啊，天还黑着呢，洗漱完了等着社员来喊，也不知道这一天是到那家吃，来人喊了跟着去，深一脚浅一脚直到看见一盏昏黄的灯。胡尝肯定比我到的早。他是行政秘书，文化人，特有礼貌，别看是我的顶头我不到他的筷子决不动。农村的饭就是小米饭，玉米馍，熬白菜，赶上顿好的是毛糕，蔚县人特有的品种，黍子连皮磨面，蒸熟了双手沾凉水一揣，浮头抹一点麻油，有刀一铲一铲铲给你吃，吃毛糕必有一小碗熬菜，胡秘书把糕放在菜碗里打个滚，一口就咽下去了，不嚼。我刚去吃不惯，一块毛糕搁在嘴里半天也咽不下去，还常常沾在牙堂上需要用筷子去捅。这样老胡就肯定得等我，他等我也不安静地坐在那等，在老乡家地上绕圈，我那能吃的安生？他一顿饭只需10分钟，我得吃20分钟，后来我就偷偷买一斤饼干装衣服兜里，饿了吃一口。我是知青嘛，东沟离我们东店才四里地，抽空回知青点吃顿饭就把派饭钱省下了。我有零钱用。吃完早饭就上工了，天还黑着呢！除了中午回去吃顿放一直干到日落，那叫一个苦重。农业学大寨不是喊口号，冬天平整土地，春天是施肥播种，夏天是锄草打节，秋天是挥镰收割。在东沟大队干了一年，那是我当知青最的日子，干了最多的农活，推过独轮小车，赶过三套马的大车，撅点过豆子，磨破手收割玉米，我受到过的，骂我的弦绷的不紧，我也组织开过四类王支元的大会，给实情外出宰猪的李玉山办过。年终，我包的第一生产队日分红提高到了三毛三，就这几分钱的成绩，我还被评为蔚县先进青年，受到了隆重表彰。工作组结束后我又被选调进蔚县县委宣传部，有幸和部长郭梦林，县委李春林等领导认识和共事，走进我人生的巅峰。我没有留在蔚县是因为我的父亲，他不同意我留在蔚县，他的理由是他有矽肺病。当时县里只有一个保送上大学的指标给了我，条件和要求就是我必须那里来那里去，毕业后回蔚县工作。我得放弃我是知青，可能抽调的机会。我没有答应。这是1978底年的事情。离开县委宣传部后，我回到了我们东店知青点。这时候的东店村的知青小组几乎散了，伙房不再开伙，有的人人逃回宣化去了，勉强维持在村里的知青学会了自己用煤油灶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等着最后的‘令’。后来县里也真有抽调的，是去县南山的一座军工厂做工。满就去了，我和沈家华是去了蔚县一家电厂，当时也没说是什么工，跟着队伍去涞源搞设备拆迁。那是个报废的军备电厂，锅炉，发电机组等等全部在山洞里。条件比较艰苦，工作也有，小沈去了两个月就出工伤了，我也有一次差点被吊车吊飞的钢板砸中。在涞源电厂工作了半年由于大多数知青的要求和反映，我们撤出涞源工地了，恢复成待抽调的知青身份。1979年8月终于等来了抽调的消息，陆续按分抽调单位的时间全部返城。一切归零。我进了饮食公司从头开始学徒，炸油饼，打烧饼。我们的青春扔在小五台山下了，我们的热情被风吹散了，我们是曾经日夜惦记着抽调返城，但我们不是逃兵。我们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是被历史的一代，我们的奉献和却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不！然而，知青人有知青人的特征，经历过，经历过下乡，经历过，经历过被否定，我们变的无比豁达，无比坚强，在随后接踵而至的，，社会转型等一系列动荡中，表现出无比的坚毅，步履从容。历史会记住，有一代人的名字叫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