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曾让欧洲王室为之痴狂!

　　中国瓷器何时抵达的欧洲?这一直是个问题。多数欧洲人要到16世纪末才知道中国瓷器。他们非常惊讶瓷器竟会比水晶还要美丽。中国瓷器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光滑、非常实用的美，以及相对于水晶器和银器的低廉价格，使它甫一现身欧洲，就赢得当地人民深深的喜爱，并被誉为“白色的金子”。

　　今日称为“盖涅雷斯-方特希尔瓶”的名瓶，可能是已知最早抵达欧洲的一件中国瓷器。这只白色微青的景德镇瓷瓶，显示出极少数能够在蒙元时期抵达欧洲的瓷器，界获得何等尊贵的价值。

　　这只瓷瓶14世纪初取道丝绸之来到欧洲，或许是由正前去法国阿维农觐见罗马的景教徒携往。

　　这只素雅的影青瓷瓶被隆重装饰，镶嵌于银鎏金座之上，并铭有哥特体的金字，陆续成为14、15世纪匈牙利和那不勒斯安茹王室的珍藏。

　　接下来又在勃艮第和日耳曼等地历经多主，再添加一些纹章饰记，最终落脚巴黎附近的圣克劳，进入当时全欧最尊贵的藏家法国太子易手中。

　　1497年达·伽马自葡萄牙出发，展开他绕过非洲前往印度的划时代之旅。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千叮万嘱，交代他务必带回两样最渴求的东西:一是香料，二是瓷器。

　　两年后，历经疾病、饥饿，达·伽马全船170人折损过半，归来向国王呈上包括黑胡椒、肉桂、丁香在内的数袋香料，以及一打中国瓷器。

　　1501年，卡布拉尔率领的第二批葡萄牙船队，从印度洋远航归返。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转告另一位欧洲君主:“瓷器、麝香、琥珀和沉香”，可自印度之东一处叫做Malchina的国度取得。Malchina衍自梵语，意谓“大中国”。

　　意大利画家乔凡尼·贝里尼(Giovanni Bellini，1427-1516)于公元1514年创作油画《诸神之宴》(The Feast of the Gods)，是这位画家一生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画中诸神手上的青花瓷盘体现了当时中国瓷器在欧洲主流社会中的尊贵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此画诞生的1514年，正是葡萄牙海船抵达中国沿海，开始了欧洲国家与中国的第一次贸易。

　　在此之后的欧洲绘画里，我们会大量看到，在宫廷的珠光宝气中，在中产阶级的厨房和客厅里，在码头的拍卖市场上，在静物画的台布之上，都会冷不丁地瞅到中国青花瓷器那特有的钴蓝色身影和柔润的釉光。

　　现知最早绘有欧式纹饰的青花瓷，是一只1520年的宽口执壶，图案是古式的环状地球仪，既代表地理大发现，也是国王的私人纹章。

　　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来图加工的执壶，壶形是中国的(但最早的形状可能来源于唐代的阿拉伯样式，这又是一个“文化大循环”的例子)，而纹饰是葡萄牙商人带来的。

　　中国艺匠用钴蓝画上了环状地球仪。显然，这要大大早于利玛窦神父在明万历年间展现给中国士大夫的那幅世界地图。或许，景德镇的陶瓷工匠，是最早知道地球是一个环球的中国人，也许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依样画葫芦。

　　葡萄牙王室收藏的早期中国瓷器，还包括曼努埃尔一世的儿子胡安三世的一只瓷盘，上绘葡萄牙王室纹章和会会徽。他的孙子塞巴斯汀一世拥有的一只瓷碟，上绘其私人纹章和中国的狮子戏彩球纹饰。

　　欧洲王室较早大规模拥有中国瓷器的国王，是合治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菲利普二世。他是16世纪中国瓷器最大的收藏家，达3000余件。

　　1670年在凡尔赛宫内修建的特里亚侬(Trianon)宫，是易十四专门为其所珍藏的中国青花瓷器而修建的。易十四和曼德侬还委托商人在中国定制了他们夫妻穿着中式服装的瓷雕像。

　　易十五的宠姬旁帕多夫人，对中国瓷器纹饰有一种特殊爱好，并将之发展为一种服饰图案，后人因此把她喜欢的瓷器纹样专称为“旁帕多风格”。这种风格对当时法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建筑、家具以及工艺品制作上打下了烙印。

　　易十五本人对中国瓷器的迷恋不让其父，他曾在宫内大力提倡使用中国瓷器，并将宫廷所用的金银器全部融化另作它用。

　　1717年，他与威尔汉姆一世达成一笔交易，以萨克森部队600名龙骑兵换取151只大型中国瓷瓶，因此这些中国瓷瓶也就获得了“龙骑兵瓶”的美名。

　　奥古斯都二世对瓷器的狂热喜爱他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探索瓷器制作的秘密，并最终在1709年获得成功。

　　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时，中国瓷器已经风靡欧洲宫廷和贵族家庭。专门设置中国瓷器陈列室，成为上流社会家庭的风尚。他们还为大件中国瓷器特别设计木制器座，连中等人家也将中国瓷器的盘、碟置于墙上以为装饰，殷实家庭都有专门摆放中国瓷盘的柜子。

　　当壁炉开始普及到中产阶级家庭的时候，壁炉上摆两只中国瓷瓶成为标配，这一讲究流传至今。

　　英国玛丽是一位中国瓷的鉴赏家。美国旅行家Defoe在1724年于纽约出版的《回忆录》中说:“玛丽的习惯是在宫廷里陈列许多中国瓷器，甚至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在橱柜以及家具的最高顶上也放着架子，架子上陈列着珍贵的中国瓷器。”

　　宫廷对中国瓷器也表现出极大兴趣，内摆满了中国瓷器，并用中国瓷器改装成各种装饰品。在奥地利、意大利等国也流行使用中国瓷器，宫内也都有专门的陈列室陈列中国瓷器。

　　到 17世纪中叶，因为荷兰占据，有了稳定的贸易地点，因此订制瓷器更为可行，订购品也大为增加，订购者除了国王和贵族，还有平民百姓和商人。 1639年，荷兰订购的瓷器达 25000件。与此同时，中国人为了迎合欧洲人的需要，在瓷器的造型和纹饰的制作上添加了的风格和情趣，如荷兰的郁金香图案、西欧有特色的建筑等。

　　纵观整个十六，十七世纪，除了极少数的订制瓷器外，克拉克瓷成为这两个世纪出口瓷器几乎唯一的样式。而且大都是青花瓷器，也有少数是五彩的。除此以外，一些内销的瓷器，特别是一些单色釉瓷器，比如福建德化窑口的白瓷在瓷器出口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这些瓷器主要是各类生活用品和小雕塑。特别是当时瓷塑的，达摩，狮子等在也是广受欢迎，被成为 ”Blanc de Chine” 。另外在这一时期，出口瓷器的器形有的于内销瓷器也有区别，比如一些风格的军持，药罐，执壶、奶杯等。

　　的荷兰商人向中国景德镇订购更符合人使用习惯的瓷器大概是从荷兰人占据后开始的。当时订购的主要品种有啤酒杯，芥末瓶，盐尊，尿壶，茶具和咖啡具。这类东西于克拉克瓷器不同，它们往往都不用开光的形式，在器身直接画山水，人物，花鸟等中国风味的主题，用以和欧洲同样形式的陶器和玻璃器皿相区别，突出中国特色主题。

　　从十七世纪晚康熙开海禁，特别是十八世纪到中国广州开商馆直接通商以来，由于直接贸易，因此商人对于瓷器生产的影响力明显加大，大量订货的瓷器往往是根据商人的要求来生产，因此种类繁多，变化迅速，往往是这批瓷器和下批的式样就完全不同。

　　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和内销瓷器的主要区别是内销瓷器采用中国传统构图方法，往往在瓷器中心部位画主题文饰，然后外面则是大面积留白。而外销瓷器除中心主题外，往往在器物边缘画上一圈或多圈文饰。

　　这一时期订制瓷器比以前要容易的多，相应的这一时期的订制瓷器较前两个世纪普遍增加。当然由于订制的瓷器数量小，绘制难度大，因此价格昂贵，而且头一年订的瓷器要到第二年才能拿到，很不方便，因此仍然是比较少见的。也正因如此，当时还出现了订烧瓷，这类瓷器是由景德镇工匠景将各种比较流行的式样的设计用彩料绘成 “样盘 ” ，供外国人选择参考。这种盘往往都是在广州当地加彩二次烧制，交货迅速，因此也深受商人欢迎。这种样盘在欧洲的博物馆中也有收藏。

　　总的来说，十八世纪符合人口味的瓷器却是越来越普遍了。此时的外销瓷有相当一部分是按照订货合同根据国外市场的需要而特地生产的。

　　《景德镇陶录》说: “洋器，专售外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有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奇巧，岁无定样。不少东印度公司的订单里就附有瓷器的式样，还有的欧洲商人将名画家的画印成画册，带到中国，供彩绘工匠摹绘，并且提供国外的陶器样本供景德镇工匠仿制。

　　法国这一时期订制的徽章瓷数量比较多，可能跟法国这个民族崇尚的个性化有关系。 1700年法国商船第一次从中国回来，就带回 181箱瓷器，其中有一件绘制了法国王室的徽章(现存于法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五彩瓷罐，罐身绘有双鹰国徽)，而另外一件则是法国太子结婚的场景。此后也一直有不少瓷器是订制的徽章瓷。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也曾经订烧过不少的瓷器。据学者研究， ”哥登堡号 ”所载的瓷器中，就有七种样式的不少瓷器是订烧的 。这些瓷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是釉上彩瓷。这些瓷器不可能是从景德镇订烧的，因为时间上来不及，而且它们也不是什么特定意义的瓷器。从瓷器都是釉上彩这点判断，这些瓷器应该是当时从中国瓷器商人已经制好的样板中选样在广州加彩烧制，而瓷胎是事先从景德镇运来的素胎。

　　这些瓷器的彩和通常的广彩并不一致，个人认为广彩是在大量瓷器在广州加彩基础上逐渐变化形成的一种有自己特色的彩种，并非凡广州加的彩都是广彩。到 18世纪后期广彩已经流行时，这类的订烧瓷器很多仍是在广州加彩，而且彩色仍然是粉彩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彩。

　　这一时期，有不少的瓷器采用了欧洲的主题，以吸引欧洲商人。比如荷兰在爪哇的殖民据点，的首都哥登堡，英国的乡村风景，欧洲生活场景等都是当然瓷器的常见主题。此外，一些当时的大事也往往出现在瓷器上，比如鹿特丹，英国选举，股市崩盘等。另外圣经故事，欧洲名画也都出现在瓷器上来。

　　由于这一时期的很多主题和瓷器的器形都是按造欧洲商人提供的图样来设计的。因此当时欧洲风格的餐具，雕像，茶具等都是出口瓷器中的常见品种。这类瓷器现在在欧洲也很常见，让人很难相信它们是来自于中国的古老瓷器。

　　一些传统的中国器形也往往按造欧洲人的口味加以。比如康熙时期的花觚，就有各种适合人审美观念的形状，并且往往都是一组五只生产的，包括花觚和有盖的瓶，欧洲人往往把这一组的瓶子房子客厅的壁炉上做装饰。由于欧洲人喜欢大件的瓷器，因此当时也特别生产了不少大件的瓷器以供出口。比如法国的凡尔赛宫中，就陈列着高达 1米的康熙五彩花觚。如此大件的瓷器，在当时内销瓷中很少生产，应当是为适应欧洲人的审美情趣而专门烧造的。

　　十八世纪的瓷器贸易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的彩料进入中国并成功导致了琅彩，粉彩，墨彩，广彩，青花加彩的瓷器的出现和流行。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彩瓷成为中国出口瓷器中最畅销的品种，并且价格是青花瓷器的几倍。不仅如此，彩瓷的出现，也使得的透视画法得以开始和中国传统画法相结合。

　　到康熙开海禁后，中国商人发现色彩鲜艳的伊万里瓷器的流行妨碍了中国传统青花瓷器对欧洲的大量出口，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欧洲市场上的彩瓷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 4倍。因此景德镇的工匠很快就研制出了仿制的伊万里瓷。由于中国伊万里瓷的成品率高，价格便宜，于是很快就夺回了被占领的市场。

　　这时候彩瓷的流行，还和当时的有很大关系。康熙就以接受新事务闻名，画家，传教士马提殴 ˙芮帕(Matteo Rita)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告诉他的上级康熙”非常喜欢欧洲琅彩饰和彩画的新方法“

　　十八世纪虽然粉彩瓷器发展极为迅速，但是由于欧洲商人纷纷抢购，景德镇有限的工匠已经无法满足大规模的彩瓷出口需要的加彩工序。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在乾隆时期，出口商们将许多景德镇白瓷运到广东后再加彩烧制后就近出口。这样既避免了瓷器在成品运输中因破损而造成的成本浪费，又加快了外销瓷输出的周期。这些彩瓷一般被称为 “广彩 ” ，其瓷器彩绘多数较景德镇略显粗糙，彩料也不及景德镇的精细，但也有不少画工彩色精细者与景德镇高手难分高下，甚至超过景德镇的彩瓷。另外还有一些商人干脆把景德镇的优质素胎瓷器运到欧洲，由欧洲画家就地上彩，画各种欧洲风格的主题，这些瓷器往往比中国瓷器跟鲜艳，也更符合欧洲人的口味，因此销也很好。

　　这一时期的彩瓷还有极少数的墨彩瓷器，大部分都是欧洲特色的文饰和主题，传统中国风味的墨彩瓷器相当少见。另外斗彩瓷器也少量运用到了出口瓷器上，但是因为斗彩极为耗费工时，制作也远比一般瓷器复杂，因此在外销瓷器中格外罕见。

　　整个十八世纪可以说是中国出口瓷器的黄金时代，各种形状，大小，文饰，主题，色彩的外销瓷器层出不穷，应有尽有，中国的瓷器生产达到了顶峰。

　　十八，十九世纪除了多种多样的按照订单制作的瓷器以外，也有几种制作量比较大，形成自己风格的瓷器文饰式样( Pattern)。这些式样在实际生产中虽然有变化，但是变化比较小，其主要的风格和原则保持不变，因此是比较稳定的式样。

　　开光式样:这个样式是仿照克拉克瓷器而来，在清早期极为流行，而且这种式样的瓷器一直存在，到乾隆中期后青花瓷器中比较不多见而在广彩，粉彩种还常常见到。到清代后期的咸丰，光绪时期，因为大量仿制康熙瓷器，因此开光式样的瓷器又相当盛行了一阵。

　　这类瓷器的普遍特点是外圈的花边是以开光的形式来表现的，开光可以是各种主题的绘画，如人物，花鸟，鱼虫，八宝等等。中间的主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几乎包括了任何形式的外销瓷器主题。这类瓷器往往制作精细，发色，画工和胎质都很好。

　　南京式样( Nanking Pattern):这个式样的瓷器往往是以山水楼阁纹为主，也有的学者把有幼苗状边饰或蜂巢状边饰，中心图案为风景图案的都叫南京式样(我认为这是晚期南京式样的标准器物)。在此我只讨论山水楼阁纹的南京式样。

　　南京式样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这些都被认为是南京运来的。一般来说人特指的南京式样往往是指比较晚的瓷器(乾隆中期以后)，但是从近些年打捞的沉船瓷器来看，这类风格在康熙晚期和雍正早期就已经形成，并且在乾隆中期以前，晚期，嘉庆晚到道光时期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而且这一式样的形式和主题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局限在学者传统的认识上。

　　山水楼阁纹瓷器是以山水，城墙，楼阁，宝塔等风景图案为主构成画面。康熙晚期到乾隆早期的山水楼阁纹大都以地平线的平行线(横线)为分割点把山水分为近景和远景，中间以流水相隔。往往对近景和远景同样强调。并且远景多城墙，宝塔。其画意深远，以简单笔画勾画，往往不追求精细而达到神似，韵味无穷。这一时期的山水楼阁纹瓷器的边饰往往很简单，往往以几饰的窄边，以突出中心的主题。清早期山水楼阁纹的瓷器，在雍正时期的越南金殴船货有大量装载 。早期的南京式样往往有大面积留白，比较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

　　到乾隆中期以前，山水楼阁纹的设计由以横线为分割的布局为主转向以竖线和之字形分割为主。远景往往放在瓷器左上边(当然也有右边的)，而近景在右边。这一时期的瓷器主要强调近景，远景所占比重较前一时期为小，而且城墙纹基本不可见，有的有宝塔或小阁楼，有的则是单纯的山石树木。而近景则多见楼阁，且近景比重明显超过远景。

　　此外，除了前一阶段的简单窄边外，这一时期不少瓷器的边饰变款，出现了以花草，风景做为山水阁楼纹瓷器的围边，并且往往有两层围边，内侧包围主题画片的窄边往往以栅栏头文饰为常见。

　　这一时期的南京式样绝大部分的构图比较简洁，留白比较合理，显得疏密有致，并且画风比较粗圹奔放，重神而不重形，比较有味道。

　　关于这一时期的瓷器，可以参考 1752年的荷兰沉船 “盖尔德麻尔森 ”所载的瓷器(南京船货) 。上边是一个南京船货中的中期南京样式瓷盘。它中间的窄边是栅栏头文饰，这也是乾隆中期到后期的常见文饰。

　　到乾隆晚期，山水楼阁纹一转早中期的简洁而变得非常复杂，往往是以三点或环形构图，画面布满整个瓷器，留白很少。而且笔画也变得非常精细复杂，窄边多见幼牙头文饰。此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再不少南京样式的瓷器上，小桥出现在画面里并且占据醒目。早期的山水楼阁纹有的也有小桥，而中期的则很少见到有小桥在画面上。

　　到乾隆末期和嘉庆早期，由南京式样的山水楼阁纹而来的另一式样-柳树式样大量开始出现并很快暂居了地位。这两种样式即使实在，很多学者也不是很清楚而常常搞错，因此很多学者干脆就浑二为一，把它们都当成南京样式或柳树样式。

　　不过因为这两种式样非常接近，很容易混淆。在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的出口瓷器中，常常可以看到南京式样和柳树式样的特载在同一件东西上存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两种类型的近亲关系。

　　乾隆末到嘉庆时期的南京式样其楼阁已经由画面的则面向中间转移，往往在中心略偏的，而且文饰也由乾隆晚期的精细开始简化，但是布局仍然常复杂，画面留白更少。并且其边饰常见外宽锦地内幼芽串珠纹(或许称幼芽夹珠纹更为妥当，幼芽纹也有人称矛头纹)。这一时期的南京式样往往是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

　　下图是一个学者认为的典型南京式样瓷盘，乾隆末期到嘉庆流行，外圈幼芽串珠纹(两个幼芽之间夹一或多个珠子)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文饰。摘自Christies 《The Diana Cargo》 1995 。不同的边饰往往是这一时期给南京，柳树式样断代的重要依据。应为篇幅，本文不在此详述。

　　南京式样到道光时期开始又有所变化，这一时期为南京式样的末期，常见的南京式样已经把楼阁放在了中心并且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整个布局显得凌乱而且没有章法，另外绘画风格也完全的改变，既不象早中期的那么豪迈洒脱，也不象后期的精描细画，显得线条简单，呆板僵硬，不过瓷质和制作还算精细。从道光后期的这个式样基本上没有再变过，而且数量也很少，只是越来越粗糙不堪。

　　下图是一个道光时期的南京样式小碟子，其楼阁已经占据了整个画面的正中央，整个布局杂乱拥挤。外圈的串珠纹是这一时期常见的文饰之一。

　　一般国外学者只把晚期南京样式作为南京样式，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形式是从早期的样式演变而来的。并且可以明显的看到演变的过程。南京样式的格式并非是固定的，因此在现存的外销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多种多样总体上非常类似而细节又不完全相同的南京式样画面，大概是工匠发挥的结果吧。

　　柳树式样( Willow Pattern):这个样式在学者看来是英国最老的瓷业公司Spode在1770年左右设计的然后被中国工匠拷贝制作。由于无法考证当时最早的柳树式样是什么时候在中国生产的，所以这个样式是英国设计的还是中国工匠根据南京样式设计的恐怕是很难考证。不过从这两种样式的接近称度来看，我认为不管是谁设计了这个样式，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个南京样式。这一点从不少出口瓷器兼顾有两者的特征就可以看出来。到后来，柳树式样有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在很久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地主陶林住在河右边苹果树下的阁楼里，阁楼的前面种着柳树，院子用很细的篱笆围绕着。他有一个已经许配给一个年老富有商人的美丽的女人叫宽涩，但是她却爱上了他父亲的长工常。他们有一天逃到了一个小岛上的茅屋里居住，但是很快就被宽涩的父亲抓住了，就在他父亲要把他们都杀掉时，他们的爱了，把他们变成了一对水鸟，从此他们可以飞翔。

　　就象这个故事所说的，这个式样的瓷器主题包括了阁楼，柳树，一对飞鸟和海。一般说来主题是在河的右边，左边是小岛。我个人认为这类瓷器是明显从南京式样变化而来的，而这种式样最早出现是乾隆晚期。流行于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已基本不可见。

　　乾隆晚期和嘉庆时期的柳树式样文饰变化不大，很难分辨，只是乾隆时期的要稍微精细一些而已。(一艘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的沉船黛安娜号( Diana)上所转载的大量嘉庆时期南京和柳树式样的瓷器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

　　到清中期，柳树式样开始取代南京式样成为当时的大出口瓷器。到道光时，另外一个式样广东式样完全取代柳树式样，柳树式样基本上就消失了。

　　广东式样( Canton Pattern):这种式样很可能是从柳树式样加以变化而来的，可以说是柳树式样的简化版本。其主要特征是左边的景物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同时有小桥从左边景物平直伸向右方。右边有亭台楼阁和柳树，但是不同的是没有了苹果树，而且楼阁直接临水。

　　这种式样几乎是从柳树式样一出现就跟着出现，到嘉庆后期已经和柳树式样同样流行了，而到了道光时期，这种式样已经在出口青花瓷器市场上占主导地位，一直到清末仍在生产。

　　这种式样的瓷器普遍比较粗糙，文饰也是粗陋不堪，也许是为了要追求便宜的价格而了质量，因为当时美国市场已经有欧洲的瓷器出售，质量也很好，并且文饰更符合人的口味，中国的瓷器从这一时期开始恐怕只能以廉价来打开销了。道光以后这类式样的瓷器质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到清末已经完全和普通粗瓷没有什么不同了。

　　另外还有一个出口样式是专门为市场设计的，叫” Fitzhugh”样式(Fitzhugh Pattern)。这个样式在国内基本看不到。这种瓷器的名称来源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导 Thomas Fitzhugh。他在 1787年到 1800年之间在广州的英国商馆呆了很长时期，这种式样的瓷器就被认为是他开始大量定购生产的。因此这种瓷器的最初出口应当是在 1787年左右的乾隆末期。不过显示美国总统在 1786年就收到了中间画有美国鹰图案的这一式样瓷器 [42] 。由此可见这种样式在此以前就已经有少量生产，只是Thomas Fitzhugh开始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大量定购才使这个式样从此流行的。

　　这个样式的瓷器在嘉庆时是最为流行的外销瓷器之一，到道光时期仍有小规模的生产，不过质量比嘉庆时期的差不少。

　　一个少见的嘉庆时期青花加彩水瓶(用来盛水洗脸用的，平时常常放在洗脸盆内)。边饰也饰宽锦地和幼芽串珠纹。类似的水瓶和洗脸盆见Herbert，Peter等。

　　这个样式的主要特征是四簇牡丹画围绕着一个圆形的大章图案。四簇牡丹画的是夸张的双犄牡丹，并且每一簇牡丹都是和琴，棋，书，画的一种相连，代表了文人的四艺。中间的圆形图案内圈是一般是四只瓜果组成的图案(比如波萝)，也有的是欧洲风格的动物，外圈一般是涂抹后留白四个欧洲族徽上常见的动物，如变形的狗等。偶尔这个中间的圆形图案就是一个徽章什么的。

　　这种瓷器以青花，绿色釉，橘红色釉，咖啡色釉的为多，此外还有黑色釉，釉和加粉彩的，后面三种比较罕见。这种式样的瓷器普遍被认为是当时出口瓷器中最好的一种。但是我个人认为柳树模式的瓷器从制作上来说最为精细，而南京样式从画工上来说最好。特别是早期的一些南京式样瓷器，有的胎质，釉水，发色，画工，制作无一不精，质量完全可以和好的官窑媲美。

　　关于这几种出口瓷器的断代，尤其是后期和晚期南京式样，柳树式样，广东式样和Fitzhugh式样都是从乾隆晚期开始向下延伸，而且因为是比较标准的样式，变化也不是很大，因此确认年代显得比较困难，除了从画工，发色和质量上来区别外，别饰的不同往往是断代很重要的依据，限于篇幅，本文不在此做详细的讨论。

　　贵族生活式样( Madarin Pattern):这以式样最早出现在乾隆后期，也就是所谓的广彩形成以后开始形成的，到嘉庆和道光是达到顶峰，一直持续到清代后期为大章所替代。这个样式的特点是主题为清代贵族的生活场景，表现的往往是庭院生活的场面。

　　大章式样( Rose Medallion):这种式样普通认为是从嘉庆时候开始的，一直到清末(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生产)。它的主要特点是瓷器由四个开光包围中间的大章。大章内的图案往往是花鸟而开光中的图案可以是花鸟或人物。

　　这两种样式中，贵族生活样式数量比较少，其质量也相当高。而大章式样的瓷器质量有好有坏，但是普遍质量不好。一般来这两种瓷器的断代比较困难，主要从彩的不同，边饰的不同和瓷器的质量来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凡绿色占主要地位的这类瓷器是比较早期的。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白菜式样，绿龙式样，百蝶式样等。到清代后期，出口瓷器处几个大的产品外，其它都是直接从市场上购货，加上这一时期很多外销瓷器的样式也溶入了内销瓷器，因此内外销的分别较早期更为模糊。

　　总的说来，明清出口瓷器的种类和样式实在是数不胜数，很难用一两篇文章甚至是一两本书来说完。这里所说的样式只是比较固定的几类大出口产品，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从乾隆晚期到清中期的。清早期的外销瓷器种类样式分散，不太好归类。